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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古代商业缘起情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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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古代商业缘起情形

商业之始，其起于各部落之间乎？孟子之诘彭更曰：“子不通工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其诘陈相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下》。此为商业之所由起。然古代部落，率皆共产，力之出不为己，货之藏不于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资人，皆无所谓交易也。惟共产限于部落之内，与他部落固不然，有求于他，势不能无以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来日数，交易日多，则敦朴日漓，嗜欲日启，而私产之习渐萌。私产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有以为易，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

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盐铁论》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可见古者一部落之中，及此部落与他部之间，交易皆极少，然生事愈进，则分工愈密。分工愈密，则彼此之相资益深，而交易遂不期其盛而自盛，故《管子》又谓“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矣。《乘马》。《管子·乘马》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

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二，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不论精粗但论多少。战国时人，断无从发此奇想。盖古自有此俗，而农家称颂之。许行治农家言，因亦从而主张之也。交易之初，情状奚若，据此可以想见矣。

《易·系辞传》谓“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此盖择定时定地为之，今之所谓作集也，斯时交易，盖盛于农隙之时，《酒诰》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伪《孔传》曰：“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故《郊特牲》谓“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稍进，乃有常设之市，在于野田墟落之间，《公羊》何《注》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十五年。《陔余丛考·市井》曰：“市井二字，习为常谈莫知所出。《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亦未见分析。《风俗通》曰：市亦谓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卖者。必先于井上洗濯香洁，然后入市也。颜师古曰：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总言之也。按《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云，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此说较为有据。”愚谓此说与《公羊》何《注》盖系一说。市之设，所以便农民，而设市之处，则因众所共汲之井，颜说亦此意也。管子所谓“聚而有市”者也。孟子曰：“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公孙丑下》。《注》：“龙断堁断而高者也。”明其贸易行之野田墟落之间，所居高则易望见人，人亦易望见之，故一市之利为所罔矣。更进乃有设肆于国中者。《管子》曰：“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揆度》。此虽辜较之言，然其所规画，欲以一国之人，则审矣。古者建都，必中四境之内，曰中国，而立市即在国都之中，《考工记》所谓“匠人营国，面朝后市”者也。故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也。《万章下》。市井二字，初盖指野田墟落间之市。后乃以为市之通称。

古代之商，非若后世之易为也。古代生计，率由自给，生事所须，不资异国，其有求于异国者，必其遭遇灾祸，以致空无，庚财不闻，乞粜莫与，交易所得，资以续命，故必有商人焉。而其时之贸易，不如今日之流通。我所求者，何方有之，何方较贱，所持以为易者，何方有之，何方较贵，非若今日安坐可知，臆度可得，皆有待于定虑之豫，决机之果者也。故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史记·货殖列传》。然则豪商驵贾其有才智，不始晚近，自古昔则然矣。故曰“商之为言章”也，《白虎通》《汉书·食货志》“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师古曰“商，度也。”郑商人弦高，能矫命以却秦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其贾于楚者，又密虑欲出荀莹，《左传》成公三年。其明征矣。子产之告韩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弗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所以重商如此。其甚者以肇造之国，货财或有阙乏，必恃商人致之也。卫国破坏，文公通商，卒致殷赈，亦同此理。《左传》闵公二年。

曷言古者生事所须，不资异国也？《史记·货殖列传》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粜。”又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此亦其所喜好而已，谓必待以奉生送死，非情也。《周书》曰：“商不出则三宝绝。”三言其多，曰宝则亦非生活所必资矣。声子之说子木也，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五年。杞、梓、皮革，固非宫室器用所必资，亦其所喜好而已。当时商人所贩粥者如此，故多与王公贵人为缘，故子贡“废作鬻财”，“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莫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晁错论汉之商人，犹谓其“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汉书·食货志》。夫固有以中其所欲，非独以其富厚也。然生事日进，分工愈密，交易愈盛，则其所恃以牟利者，不必皆王公贵人，而顾在于平民。其术一时谷物之轻重而废居焉，一备百物以待取求。《管子》曰：“岁有四秋，农事作为春之秋。丝纩作为夏之秋，五谷会为秋之秋，纺绩缉缕作为冬之秋。见《管子·轻重乙》。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又曰“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宝其衣屦”是也。故曰：“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谷有所藏也。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管子所欲摧抑者，正此等人。故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其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故曰：“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襁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馕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代之抑商，盖由此也。

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史记·货殖列传》。然则斯时粜价，轻重相去，盖四而又半之焉。而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农民之生谷，石以三十钱计，然则农夫所得，最下之价耳，上此则利皆入于商人矣。此农家则流，所以欲重农而抑商耶，亦势有所激也。古农家言，非徒道耕稼之事。许行为神农之言，而讥切时政，其明征矣。《管子》书最杂，昔人隶之道家或法家，实可入杂家。《轻重》诸篇亦皆农家言也。

上所言乃古代之豪商驵侩，其寻常者初不能，然古者行曰商，处曰贾。商须周知四方物产登耗，又周行异国，多历情伪，其才智自高。贾即不能然，然犹有廛市以处。至求垄断之贱丈夫，则又其下焉者矣。《周官》有贩夫贩妇，盖亦此曹也。又廛人掌敛总布，杜子春云：“总当为儳，谓无市立持者之税也。”郑玄不从，而注肆长叙其总布取之，又《诗·有瞽笺》：“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疏》：“《史记》称伍子胥鼓腹吹箫，乞食吴市，亦为自表异也。”此即《说文》所谓“衒，行且卖”也。此并垄断而不能得，又下之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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