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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秘史探究（第2页）

第三种说法是认为屈原在奸佞横行的楚国受到严重的迫害，不断被流放，但是他的忠君爱国之心，从来不曾泯灭。他没有办法使楚王觉悟，只好投水而死，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唤起楚王的觉悟。这就是有些人的“尸谏”的看法。

当时楚怀王已死掉，顷襄王继位后更加变本加厉。屈原一直主张联合齐国抵抗秦国。但是这个时候的顷襄王早已忘记国土沦丧、父亲被骗客死异国的国耻家仇，反而与齐国断交，认秦国为好友；内部则骄奢淫逸，任凭奸佞弄权。就这样，全国上下内无良臣守备，百姓离心，外有虎狼之秦国，楚国已经面临着亡国的大祸。满怀救国济民之志的诗人受谗言而遭受罢黜和放逐，欲报国而无门。顷襄王最后一次放逐屈原时，屈原感到自己的报国之梦已经完全绝灭。诗人身心交瘁，他怒斥了楚王的昏聩，并写下了“不毕辞以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的诗句，决心以死谏来震醒无能的庸君。

为了证明这一点，还有人在“尸谏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屈原效法彭咸一说。屈原《离骚》中有“愿依彭咸之遗则”一句。据说彭咸是殷朝的贤良大夫，他劝谏君王而不被采纳，于是便投水而死。屈原既“愿依彭咸之遗则”，“将从彭咸之所君”，则暗示了自己最后在衰志不堪时，将选择投江道路，以死作最后的一谏。

除了以上三种分析，后世乃至当今文学界历史界还有人从屈原的心理倾向、政治人格等方面来讨论屈原死因。前者认为屈原充满了悲剧性的双重人格，这种人格精神必然使他发狂，从而必然走向悲剧。后者认为屈原崇圣和忠君的政治人格酿成了他自杀的悲剧，因而他的死实际上是一种“殉道”行为，也就是对理想的坚持。这些说法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精神分析的方法，与其说是分析屈原投江的原因，更多的不如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文学上的分析，所以不足为世广泛流传。

伟大的诗人投江自尽了，留给后世的是无尽的叹息。今人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具有伟大情操的人物，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屈原自沉汨罗的原因，无论屈原自沉之谜何时能够解开，这位高尚诗人永远都是不朽的，亦将鼓舞更多的人。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资料表明，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她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上门服务。《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将当时私妓的经营特点非常贴切地说明了。

营妓（也称“军妓”）的最初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公元前470年前后，“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让“有过寡妇”为军中“忧思者”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尽管当时越王勾践让“有过寡妇”为军士提供性服务，可能是一种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它一直被看做是中国营妓制度的雏形。

但是，真正的国家经营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

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遂进管仲”，“力陈管仲之贤，桓公于是任管仲为相”。（《史记·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通过“尊王攘夷”，控制各诸侯国内政，抵御周边少数民族进军中原。通过这些改革方案，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在位时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他好色无度，喜欢寻求刺激。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管仲设立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公共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后那样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护之下，光明正大地经营。所以娼妓们当然要奉管仲为“保护神”了，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后世。

孔子是“野合而生”的吗？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几千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这种封建统治思想的创始人，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加封，头衔众多，成为万世师表。可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的出生情况如何呢？这个问题颇为引人注目。

关于孔子的出生情况，现在的史书多是一笔带过，模糊不清。例如，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第一册就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逃难到鲁国。父叔梁纥，曾做鲁陬邑宰……孔子生于前552年，卒于前479年，年七十三岁。”其他的史书大致上也都是这样记载的，包括翦伯赞先生所著的《中国史纲要》，有的史书记载更少。综览各种史料，目前关于孔子出生的情况，学术界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野合”而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一说是在野地里苟合，而唐朝人认为，“野合”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孔子之父叔梁纥年老而母亲颜征年少，故两人结合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索引》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年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第二，祈祷而生。这种观点的神话色彩浓厚，说孔子的母亲在尼丘山和他父亲一起祈祷，感动黑龙的精灵而怀上孔子。东汉郑玄《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说：“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显然，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无非是儒学的后继者们为了神化孔子所作的附会之辞，不足为据。

孔子出生前，其父母曾在山东曲阜的尼丘山祈祷。故而孔子出世后，取名丘，字仲尼。上图是尼丘山的夫子洞，传说是孔子的出生地。

第三，梦生。这与上一种说法一样出于谶纬书中，带有明显荒诞的迷信色彩。因为如果不在出生问题上故弄玄虚，使之与凡人不同，以尊其为神，孔子就不能成为“圣人”，他的观点主张又怎能为世人信奉呢？

第四，私生子。蔡尚思等所著《孔子思想体系》一书提出此说。该书详细列举了作者历年积累的资料，认为颜氏既然长期向孔子隐瞒其父的事情，说明颜家必定远离孔家。再加上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这些无不证明颜氏家境贫寒，可能是奴隶或平民之女，与叔梁纥的身份截然不同。所以，该书认为，所谓“野合”，实际上是老奴隶主叔梁纥在野外强暴颜氏而生孔子，即孔子是私生子。这一结论重新解释了《史记》等书中所述的“野合”。

在这几种说法中，“祈祷而生”与“梦生”这两种说法固然不足为信，就“野合”这种说法而言，究竟该如何解释，也还没有定论，但不论怎样，尽管孔子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但是极有可能孔子自己就是个“非礼”的产物。

西施究竟花落谁家？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国的一名浣纱女，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之所以能名见史册，是因为她不幸成为两个国家斗争的主角，吴王夫差对之宠幸有加，也因为她对越国放松了警惕最终被越国打败。

那么，吴国灭亡以后，这位美貌的女子究竟归宿何处呢？早期的史书所记录的，都是一代红颜薄命的下场，立了功却最终被越王装进皮袋沉到江里。《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这与上述记载相同。另外，唐代诗人皮日休也有《馆娃宫怀古》五首，第五首是：“响屧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这些记载均说西施最后被沉于水。但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有如此可悲的结局，于是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偕隐西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范蠡是当时越国的大夫，帮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因深知越王勾践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于是隐姓埋名出走。本来范蠡和西施没有任何关系，但因有范蠡泛于西湖的传说，后人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如花美眷西施为伴，同时也给西施安排了一个虚假的美满的结局。《越绝书》是东汉袁康所撰，记吴越两国史迹及范蠡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例如《越绝书》就这样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不作皮袋解释，而指的是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亡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姓氏书辨证》卷三中也说，范蠡到了齐国以后，自号鸱夷子。

民间还有一些纪念范蠡与西施爱情的场所。说是在范蠡送西施去吴国途中，二人情难自抑，双宿双栖，生下一子。等他们一路磨蹭到吴国时，孩子已能张嘴说话。至今吴越间还有一“爱子亭”，用于纪念范蠡与西施的爱情结晶。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传说中这个孩子后来送给别人抚养就再也没有找回。

《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提到范蠡却没有提起西施，就更不用说她和范蠡有什么关系。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说，还是司马迁特意不写进去，今天就无从知晓了。因此有关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是被沉于水，或者跟随范蠡归隐于西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局，这仍是有待探索的谜。

纵横家鬼谷子有无其人？

据传，我国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为楚国人，姓名传说不一，曾经在鬼谷隐居，因以鬼谷子自号，人们也这样称呼他。

第一种说法否认鬼谷子其人的存在。乐一在注《史记·苏秦列传》时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子。”他认为鬼谷子就是苏秦。清朝人翁元圻在注《国学纪闻》时说法更为明确：“秦仪，即鬼谷子。”有人认为鬼谷子是对隐士的泛称，唐朝人李善注《文选》说：“鬼谷之名，隐者也，通号也。”既然认为鬼谷子只是泛称隐者，实际上也就是否认鬼谷实有其人。现在学术界也有人认为鬼谷子非历史人物。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列了很有名的慎子、鹖冠子，但未列鬼谷子。《古今伪书考补证》讲到鬼谷子时说：“史记所记，得之传闻，本不足据。”又说：“其人无考，况其书乎？”《宗教辞典》也称其是“中国古代传说人物”。

第二种说法认为鬼谷子是神。据《仙传拾遗》记载，鬼谷子“疑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杜光庭《录异记》也认为：“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周末复还中国。”

第三种说法对鬼谷子的有无半信半疑。清朝人秦恩复以为“或云周时豪士，隐于鬼谷者，近是”（四部备要本《鬼谷子》）。所谓“近是”即接近正确，并没有完全肯定。现在也有学者认为“欲证鬼谷子真有其人，终不可得其确”，同时认为“鬼谷其人，又不全虚”（《古籍整理论文集·鬼谷子研究》）。新版《辞海》、《辞源》在介绍鬼谷子时，前面都冠以“相传”二字以示不作确切肯定。

第四种说法认为鬼谷子是战国时楚国人。现在介绍鬼谷子的文字不系统，不完整，也不可靠，但根据大量见于古籍中的资料，历史上确有鬼谷子其人。

《史记》最早记载鬼谷子，司马迁与鬼谷子生活的年代相隔较近，根据苏秦、张仪谢世的年纪推测，最多也就一两百年，因此司马迁所记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史记》虽无鬼谷子传记，但是在《苏秦列传》中太史公记曰：“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在《张仪列传》中也说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引文：“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司马迁未注明出处，但是唐朝人司马贞在《索引》中指出：“此出《鬼谷子》，迁引之以成其章，故称‘故曰’也。”可见司马迁与司马贞都曾见到过鬼谷子的著作。

许多鬼谷先生遗迹尚在湖北当阳鬼谷洞附近。据《舆地纪胜》记载，此洞“即鬼谷子隐处”。今鬼谷洞外石壁上嵌有三块石碑，均系清光绪五年重修大仙洞的石碑记，其中有一段曰：“清溪寺山后五里许，有大仙洞，系战国时鬼谷大仙披门仙师修真之所……残碑隐隐有字迹，（鬼谷庙）大约始于晋。”在鬼谷洞东南2公里处有棋盘山，亦名云梦山，据《当阳县志》称“传鬼谷子对弈处”。

综上所述，历史上究竟有无鬼谷子其人尚无定论，要揭开谜底，还需要充足的证据和深入的研究。

庞涓指挥过“马陵之战”吗？

马陵之战是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战役，众所周知，孙膑在这次战役中杀死了庞涓，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这次战役。魏国与赵国联合在公元前343年末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齐魏王为救韩国而派大将田忌、军师孙膑，发兵攻打魏国。这场战争中，将军庞涓是魏国军队的指挥。他看到齐军援兵来到，便放下韩国转而攻打齐军。齐军军师孙膑献上一条妙计，让士兵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并且让军队一天接一天后退，第一天的行军营地有10万个灶，第二天减为5万个灶，第三天再减为3万个灶，这就是著名的行军灶之计。三日后，庞涓行军到此看到这个情景，喜出望外，放弃步兵，率领其精锐骑兵日夜兼程来追齐军。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马陵地势极为险峻，道路颇窄。孙膑在一棵砍去树枝的大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并在树的周围设下埋伏圈。果然，庞涓率领魏军在当晚追到马陵地区，想点火看看这树上究竟写了什么文字。庞涓还没有读完树上的字，周围隐蔽的齐军便已万箭齐发，魏军顿时乱成一团。庞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拔剑自刎，齐军趁此机会大败魏军。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来看，庞涓是指挥过马陵之战的，但在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一篇这样记载：魏军大将庞涓在公元前353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前11年的桂陵之战中，被齐军活捉。当时魏国攻打赵国国都邯郸，派将军庞涓带8万兵马出击。齐国也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领8万兵马去援助赵国。孙膑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人先攻打守备森严、“人众甲兵盛”的平陵以迷惑魏军。结果齐国这两个大夫未进入平陵攻战，在路上就遭到了魏军侵袭，齐军大败。魏国开始骄傲轻敌，不把齐国放在眼里。接着，孙膑为了“以怒其气”，派遣轻战车到魏都大梁的郊外，让极少的士卒分散跟随在战车之后，显出一副兵少将寡的样子。正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得知这个情况，并不知是骗局，转而率领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回到大梁与齐军进行决战。于是孙膑故意施计，追击到桂陵，生擒庞涓。《孙膑兵法》为孙膑弟子所写，它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应该说可信度也是很高的。既然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已经俘虏了庞涓，他怎么还能在马陵之战中再指挥魏军作战呢？如果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中了孙膑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受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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