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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秘史探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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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历史内幕、重大事件被歪曲、掩盖、讹传，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龌龊行径、风流韵事等，更是被披上神秘的面纱。本篇将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鲜为人知的一面，重大事件的根始原委等神秘之处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提供一条回归历史真实的通途。

第一章先秦秘史

第一节名人谜团

伏羲、女娲兄妹通婚之谜

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伏羲和女娲都位居“三皇”之列。他们是传说中人类的始祖。

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的故事，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也流传得较广。据传，伏羲和女娲是一对兄妹。天降洪水，他们在一个大葫芦里躲过了劫难，然后兄妹结婚，人类便是他们的后代。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没有太多的历史记载。唐末李元的《独异志》中有这样详细的记载：“昔混沌初开之时，有娲兄妹二人于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

河南唐河曾出土了一幅《伏羲女娲图》，其前均有两朵烟，这是夫妻可以结合的象征。

还有的汉墓画像石上有作交尾状的伏羲、女娲像。伏羲被画成鳞身，女娲被画成蛇躯。他们被比喻成人格化的蛇神和女神。有的汉墓画石上有分别手捧着太阳和月亮的伏羲和女娲。这就是说伏羲是太阳神，是阳精；女娲是月亮神，是阴精：取阳光雨露滋育着万物生长之义。

如今，在陕西省临潼骊山有一座人祖庙，庙里面仍供奉着女娲。这里每年要举行两次祭礼，一次在农历三月三日，一次在农历六月十五日。当地的人们又把这两次庙会称为“单子会”。很多不育的妇女往往趁庙会之时，夹着床单，怀里藏着布娃娃，先到骊山的人祖庙给女娲烧香许愿，然后再偷偷地夜宿附近的树林中。附近各村的青壮年男子，在晚饭后也多上山，遇到这些不育的妇女，便可就地同居。次日清晨，这些妇女回村时，只能低头走路，不可回顾，否则会“冲喜”。

这种奇异的“野合”风俗，恐怕也是从远古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的传说中遗传下来的。

中国远古时，兄妹为什么可以通婚呢？人类最原始的婚姻状态可以对此做出一定的解释。婚姻和家庭观念最初并不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之中。当时人类之间是一种杂乱的两性关系。采集、狩猎经济发展起来后，古人们在劳动中开始按照男女、年龄进行分工。随着人类思维的进步使父母开始不愿与自己的子女发生两性关系。最后杂乱的两性关系终于被人类摒弃了。比较固定的血缘群团，又称“血缘家庭”或“血缘公社”发展了起来。作为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它同时又是一个内部通婚的集团。在这里面，祖辈与少辈之间、双亲与子女之间发生两性关系是不允许的，而兄妹之间互相通婚并没有被禁止。这种血缘群婚在人类发展史上经历了以百万年计的漫长岁月。据人类学家考证，在我国发现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均属于分类学上的直立人阶段，大致都处于血缘公社时期。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如纳西族、傣族、苗族、侗族、壮族、黎族和高山族等，现在还都流传着兄妹通婚的神话。此外，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血缘婚的残余。

现代的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断定出伏羲和女娲的年代距今有多长时间。但是，他们一定是生活在原始社会的血缘公社时期。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这一时期距今有百万年之久。伏羲和女娲究竟是否兄妹通婚，现有的史料还无法充分证明。

马克思曾说：“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这样看来，伏羲和女娲兄妹通婚似乎更有存在的可能。

妺喜是“间谍”吗？

有施国是与夏朝同时期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内有一位叫妺喜的美女很有胆识，商便是在其帮助下灭掉了夏，她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间谍。

有施国在与入侵的夏朝作战时战败。作为战败国，有施国国王为了复仇，将国中最美的美人妺喜送给了夏桀。据明代钟惺的《夏商演义》中说，妺喜是山东蒙山国君施独的女儿，其父母想把她进献给夏桀来实施复仇计划。

美貌绝伦的妺喜，常常像男子一样佩剑戴冠，具有深不可测的多变性格。来到夏朝后，好色的夏桀很快就为其神魂颠倒，终日饮酒作乐。直至半月之后，外间击鼓奏事甚多……而桀即忙命罢朝。诸臣免朝，国事尽托太师。他整天抱着妺喜对其言听计从，昏乱失道。但国力不强的有施国，尚无能力打败夏国。此时，强大起来的商国也派来一位名叫伊尹的间谍。伊尹是商国的一名厨师，商汤非常赏识他的有智有谋，因此派他去夏朝从事间谍活动。为了不让夏桀怀疑，汤施用了苦肉计，亲自追射伊尹，以示伊尹有罪逃亡。果然，夏桀非常信任伊尹。伊尹的真实意图被妺喜知道后，与他配合行动。妺喜主要从事破坏和离间活动，刺探夏的机密，调查中原地形；及时通风报信则是伊尹的任务。妺喜在取夏的时机成熟后，又让伊尹向商和各诸国传播谣言，说夏桀曾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西方和东方都出现了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东方的太阳战胜了西方的太阳。

东方的太阳代表的就是位于夏的东边的商朝。迷信的商朝人，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于是，大肆宣扬，最后率领诸侯消灭了夏朝。

在商灭亡夏朝的过程中，妺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她不但没有受到赏赐，反而连同夏桀一道被流放到南巢。这可能是由于汤怕自己受不住过于妖艳的妺喜的诱惑而走夏桀的老路吧。

周武王指挥的牧野大战究竟发生在哪里？

发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大战，是周灭商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周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姬姓部落。到第十五世先王周文王时，周已经成为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那时候正是商王纣统治时期。

商纣荒淫残暴，沉溺于美女酒色，不理朝政，却又喜欢发动武力战争，于是造成了整个国家民生疾苦，商朝统治摇摇欲坠。周文王这时也被商纣囚禁。获释返国后，与姜尚等人秘密策划以周代商的策略，决定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暗中则整顿政治和军事以扩大势力。文王死时，已是“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文王的儿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武王。武王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愿意从周伐商、自动而来的诸侯达八百之多。两年后，商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的分裂，商纣听信谗言，杀死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微子逃到别的国家，商朝分崩离析，纣已经无法再维持他的统治了。周武王认为攻打商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领兵车三百辆，虎贲（周王的近卫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了庸、蜀、羌、卢、彭、濮等方国部落，向东讨伐商纣。当武王率领大军从盟津渡过黄河，到达距离国都朝歌仅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时，商朝的军队主力还在东南战场，一时难以调回。纣王只好把大批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俘匆忙武装起来，驱上牧野战场。商朝军队虽然有70万人之多，但军士都十分痛恨商纣，根本无心与周军作战，于是就在前线倒戈，引导周军，进攻商纣。当夜，商纣见大势已去，就在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商朝百姓都立于朝歌郊外以迎武王，武王在群臣拥下率军进入商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大战。

古籍上关于牧野大战的记载很多。《诗·大雅·大明》第七章、第八章歌咏了牧野大战的壮阔和浩大。那么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所谓“牧野大战”的“牧野”，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历来学者对此说法并不一致。

古文献上关于牧野的位置也有很多记载，《尚书·牧誓》孔安国作的传说：“牧野，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许慎《说文解字》说：“坶，朝歌南七十犁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许慎所说的坶也就是牧，这两个字在许慎的年代是通用的。《通典·州郡》：“郊野之地，即纣都近郊三十里即此也”。这些记载，都没有明确指出牧野的具体所在，只是指出了它的大体方位。这就导致了后人对牧野具体所在的推测与争论。

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牧野在‘河南汲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并且补充说“距朝歌只差七十里”；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却说“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北”。总起来说，关于“牧野”的位置，一说即汲县，一说在汲县北，一说在淇县南七十里。他们的说法，都有自己的依据。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孙作云在《商周之际的“牧野大战”的“牧野”在哪里》一文中认为，牧野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牧野”包括河南地界中的黄河以北，北及辉县一带的地方。这一片区域在商代曾是牧区，所以人们称为“牧野”；狭义的“牧野”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到汲县一带，直到今天河南新乡城北仍有一个村庄叫“牧野村”，今天的河南师范大学就坐落在这，这里很可能就是古代牧野地名的遗留。范毓周同志的《“牧野”考》也认为“牧野”就是“今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不过他认为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古为牧邑，“而武王伐纣，誓师及陈兵之处的牧野，则为牧邑之郊野，约在今新乡以北靠近淇县附近的一个比较开阔的地带”。这就是说，“牧野之战”不是在牧村（牧野村）展开的，而是在牧野村以北靠近淇县附近展开的。

80年代也有学者提出，“牧野”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应该是一个泛称的方位名称。人们所说的“牧野”应该是商朝都城周围区域的泛称。代夫在《“商郊牧野”辨》一文中举例说，《尔雅·释地》曾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因此，他认为《尚书·牧誓》中的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应该读谓“朝至于商郊、牧、野”。郊、牧、野指的是商朝国都外的四周，是由近及远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不是具体的地名。宋人夏撰在他写的《尚书详解》中曾明确地指出“牧野乃凡郊外之统名。”

所有的这些说法，只是今人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而得出的种种推测，牧野大战究竟发生在哪里呢？我们仍旧难以作出定论。

周公为什么没有取周成王而代之？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縢》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他。

屈原为何投汨罗？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都是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屈原留下的光辉诗句。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一生都在与邪恶势力做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当时楚王信任奸佞小人，屈原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迫害。最后，楚都被攻破，屈原自沉汨罗，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可歌可泣的诗篇。历史上一向认为屈原是殉国，然而关于其死因，后世除了这一看法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看法，所以屈原自沉汨罗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个让世人争论不休的谜。

屈子祠位于湖南省汨罗县汨罗江岸的玉笥山上，始建于汉代，现存规模为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重建。祠后有一平顶土丘，俗称骚坛，传说《离骚》就在此地写成。

清代的王夫之认为屈原自沉是为殉国。屈原哀叹自己的国都被攻破，国家被灭亡，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昏庸腐朽的顷襄王又不能抵御强秦。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即将被灭掉，屈原无比的痛苦，于是便自己投进了汨罗江以殉国难。现代人郭沫若也坚持并发展了这种说法。他说，“屈原活到了六十多岁，他的流窜生活已经过了好久，然而他终究是自杀了。自杀的动机，单纯用失意来说明，是无法说通的。屈原是一位理性很强的人，而又热爱祖国，从这些推断来说明，他的自杀应该有更严肃的动机。顷襄王二十一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那时，不仅郢都被破灭了，还失掉了洞庭、王渚、江南。顷襄王君臣朝东北避难，在陈城勉强地维持了下来。故在当年，楚国几乎遭到了灭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连受到迫害。一定是看到了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

而姜亮夫等人则认为屈原之所以自杀是为了自己光明磊落的道德理想。诗人在自己的绝命词《怀沙》中庄严地说：“世界混沌没有人了解我，人心不能说啊。知道死亡是不能躲避的，因此希望不要吝惜它。明白地告诉君子，我将成为他们这一类人。”正是在这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黑暗世界中，屈原才愤而投江，捍卫自己的高洁。不仅仅如此，坚持屈原自杀为“洁身”的人还强调，尽管屈原不是因为白起攻破楚郢都而“殉国难”，但他是激愤于昏君佞臣的不识忠良、祸国殃民才愤而投江的。这样的死，不是怯懦，也不是想要逃脱责任，而是以死来表明自己对邪恶势力的抗议。虽然他的死同样是出于对楚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但从最实质的意义上讲，他是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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