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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重点引进项目（第1页）

“刘寅传（..）”！

抓重点引进项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电子工业改变了过去闭关锁国的状况，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国际技术交流。

在与国外有关科技界开展国际交流的初期，中国电子学会发挥跨行业、跨部门、荟萃精英人才的优势，充当走出国门的先锋和牵头作用。刘寅曾长期兼任这个学术机构的理事长。

在1976年11月16日至12月14日，刘寅率中国电子工业考察团赴日本，详细考察了NEC、SONY、松下、东芝等日本著名公司，对日本电子工业的整体水平、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之后，刘寅又于1979年5月5日至6月15日，率邓国军、姚太林、吴鸿适、陈重玉、张复良、杨千里、王敬治、郑文灏、张书兴、袁树勋组成中国电子工业考察团赴欧洲，成功访问了联邦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五国，通过此次考察，对欧洲电子工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产生了良好印象。

对外开放政策和对外科技交流，为技术引进开辟了道路。在刘寅率先领导进行的中日电子技术交流及多次中日互访后，中日电子技术交流进入了实质性的贸易项目洽谈阶段，最后经部党组讨论决定并报国务院批准，我国从日本引进两个重大的成套项目：无锡742厂集成电路成套引进项目和咸阳4400厂彩色显像管成套引进项目。这两个重大项目，从签订协议、选址到配备领导班子、基本建设以及验收投产，都是在部党组领导下，由刘寅坐镇指挥的。

第一个大项目：无锡742厂集成电路成套引进项目。选派王宏金担任厂长兼书记，领导班子配备比较得力，四机部与江苏省及无锡市工作协调一致，进展一直比较顺利。刘寅定期到工厂视察或把厂长召到北京汇报，及时予以疏导，顺利建成竣工投产。这是我国成套引进的第一个集成电路项目，年产能力为2648万块彩色电视机用集成电路。投产当年就生产电路1200万块，成品率达到70%以上，经济效益相当不错。这个厂的投产，使中国集成电路工业化生产进入一个新阶段。

该厂开工不久，即被进一步确定为“六五”国家重点项目——64K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基地。刘寅嘱咐有关部门组织由半导体学科带头人率领的强有力的攻关小组进驻该厂进行攻关，同时要求742厂领导班子全力配合。最后，组成由我国著名半导体专家武尔桢率领，有第24研究所、第13研究所及742厂专家参加的攻关小组，利用742厂的优良设备和先进的技术基础进行协同攻关。经过15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终于在全国“六五”攻关科技成果表彰大会闭幕式上，奉上了研制成功的64K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样品，受到国家表彰。

第二个大项目：咸阳4400厂彩色显像管成套引进项目。采用总厂和分厂分期建设验收投产的模式。由于该项目建筑面积大，机电、化工、气体、动力设备安装以及洁净工程施工质量要求高、技术复杂等特点，工程一上马，部里就确定由主管基建工作的王宗金副部长率领有基建局副局长梁锋、处长肖承河及工作人员于忠厚组成的驻厂工作组进行督导，他们与建筑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建筑施工单位密切配合，并得到陕西省及咸阳市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因而土建工程进展顺利。

在工程后期，当进行到分厂验收投产和总厂准备全面开工投产的阶段，却发生了严重问题。工厂的统一领导指挥不灵，各分厂自行其是，出现严重混乱的局面。究其原因，调查的结果是，在建厂中期，即设备安装和人员出国培训阶段，该厂厂长将自己的多位亲属安插在重要岗位并安排他们出国培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种裙带关系意见很大。有的不听他安插的人指挥，任意破坏工作程序；有的消极怠工，不按进度要求完成任务，甚至发展到要罢工。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调整领导班子。这位厂长曾是刘寅很赏识的干部，原是我国第一个电子管厂的厂长，以后又筹备建设了两个电子管新厂，业务内行，经验丰富，是刘寅推荐他当了4400厂厂长的。然而，在这个关键时期，刘寅出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痛下决心换掉他。试想一个大型工厂，开工投产在即，要换厂长，犹如大战在即，阵前换将，是兵家之大忌。刘寅心里也捏着一把汗。

在党组会上，刘寅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钱敏支持刘寅的想法，并要他另行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提交党组讨论。刘寅经过谨慎考虑，挑选权玉臣接任4400厂厂长。但报批需要一个过程，而4400厂的工作又很急迫，千军万马，不可一日无主。刘寅决定，权玉臣先行介入4400厂的工作。于是，刘寅选择在4400厂萤光粉分厂验收、玻璃分厂举行点火仪式之机，带领权玉臣和部办公厅副主任彭树廉赶赴4400厂。经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之后，刘寅在全厂领导干部会上宣布了部党组的决定，权玉臣也就名正言顺地正式介入了4400厂的工作。萤光粉分厂的验收很快完成并顺利投产。

刘寅在4400厂坐镇近一周，眼见大局已定，就等着参加完玻璃分厂的点火仪式后就“打道回府”。谁知更为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原来这个玻璃分厂熔化玻璃的炉体及其通道和压机系统是日方设计建设的，由日方派遣的专家亲自实施和督办；而与其配套的动力系统是我国第十设计院自行设计，由中方自己实施建设的。按照中日双方协议，点火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点大火进行烤炉试验，时间约18天，经过点大火后在烤炉过程中，如发现炉体坍塌、通道阻塞及其他相关问题，由日方负责重新建造；如发现动力系统的问题，影响炉体的烤炉试验，一切后果由中方负责，炉体也就算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了。另一个是点小火，即象征性点火，在炉体前立两个小的钢管，由动力系统供给煤气，点燃后就像两支蜡烛立在炉前，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算完事。日方设计建造的炉体、通道系统及压机系统就算中方自动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中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就算完结。

对于是否点火和点火的大小，工厂内部争论不休。以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吴祖凯为首的技术人员主张点火而且要点大火，借以考验日方设计建造的炉体、通道及压机系统；而以玻璃分厂厂长为首的技术人员认为，我们自行设计的动力系统不可靠，玻璃分厂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不主张点火，要点也是点小火。他们还制造舆论说，“点火就是玩火”、“点大火就是烧钞票”，因为点大火后每天的燃料费就是12万元。

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党委集体领导作出决定。工厂党委为此已召开过无数次会议讨论，都无结论。

鉴于这种情况，有人劝刘寅回京，让工厂自己决定。刘寅认为，不点大火，一切都是未知数，他决定还是等参加完点火仪式后回京。在点火仪式的头天晚上，工厂党委再次开会讨论，但会议开到次日清晨7点，仍无结论。按照中日双方协议，上午九点举行点火仪式，随行的彭树廉副主任很着急，向吴祖凯询问点大火有无把握，吴祖凯表示有把握。彭树廉马上向刘寅副部长作了汇报，并建议这件事直接由总工程师拍板决定即可，刘寅表示同意。吴祖凯立即在党委会上表示，点火属于技术问题，不需要党委会讨论决定，他作为总工程师，决定点大火，一切责任由他承担。

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了点大火仪式。点火仪式场面非常壮观，先是由动力分厂输送煤气，点燃炉体腔内火焰，接着又由动力分厂输送汽油，四个大喷嘴往炉腔内喷油，点火成功！但这只是烤炉的第一步。按照日方制订的烤炉计划，烤炉要经过18天，炉内温度要达到1600摄氏度以上，才算成功。其中，关键是第七天，叫“过大火”，炉内温度要升到1200摄氏度。这是最危险的一道坎，过了这道坎，以后炉内温度逐渐升到1600摄氏度就问题不大了。

刘寅得知情况后，决定自己回京，将随行的彭树廉留在现场观察烤炉情况，并每天通过电话向他汇报进展情况。点火后的前6天都平安无事。到了第7天深夜，当炉内温度升到了1150多摄氏度时，第十设计院现场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已有三块耐火砖从炉顶掉在炉腔内，当即告诉办公厅彭树廉副主任，炉子将要坍塌，并说他们设计院设计的动力系统证明没问题，眼看日方就要失败了。这时中日双方参加烤炉试验的人员都很疲乏，倒在休息室里都睡着了。彭树廉认为炉子坍塌对双方都没好处，他从大局出发，立即到休息室叫醒日方专家组长，这位组长带上日方专家和工作人员立即冲到现场，看到整个炉体都在晃动。他不顾生命危险，指挥中日双方人员共同配合，按照日方预先制订的应急方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修，终于稳定住炉体，过大火成功。次日清晨，彭树廉向刘寅报告了情况。刘寅终于松了一口气，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以后，上级党委调整了工厂领导班子，权玉臣正式上任。在新党委和权玉臣厂长的领导下，总厂按期开工验收投产，成为我国第一个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彩色显像管生产厂家，从而结束了我国主要依靠进口彩色显像管生产彩色电视机的历史。该项工程质量优良，获得1985年国家优秀工程银质奖。1983年工厂投产后生产彩色显像管83万只，实现利税3580万元。1984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年产彩色显像管96万只，实现利税1.2亿元。产品质量良好，获得国家金质奖，产品畅销全国，并有少量出口。同其他引进项目配套，形成了年产彩色电视机近百万台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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