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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中甄别纠偏（第1页）

“刘寅传（..）”！

“三反”“五反”运动中甄别纠偏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期间，国内工业和农业战线上广泛地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首先是满足朝鲜前线所需的各类军械弹药、通信装备、军用被服、医药器材、粮食及饼干、炒面等。

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行署专员刘青山、张子善堕落成为大贪污犯的严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而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干部中的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窃取国家财产。

1951年12月、1952年1月，全国相继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其目的是为了清除腐败现象，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提倡合法经营，移风易俗，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按照领导分工，刘寅主管军委通信部机关和电信工业局的运动。

初始阶段，这一运动在通信部党委统一领导下，均按照中央的精神顺利进行，后因在通信部内部领导成员之间对整体情况的基本估计和运动的指导上发生分歧。于是上级决定，由军委人民武装动员部部长带领“打虎队”进驻通信部和电信工业局以及天津工厂。“打虎队”进驻后，撇开通信部党委，独自领导开展运动，部长王诤、第一副部长兼党委书记刘寅靠边站，只能抓日常通信业务工作，无权过问运动方面的事情，只有当时“对运动的领导持不同意见”的副部长罗若瑕被允许参与一些运动方面的工作。所谓“不同意见”的弦外之音是妄图把运动矛头引向王、刘。

由人武部派来的“打虎队”，在“山高林密必有虎”错误思想指导下，按照经管财务和花钱多少定“打虎”指标，还在机关大院安装扩音大喇叭，及时交流“打虎”战况，开展“打虎”比赛，真可谓“雷厉风行”，几天之内，就在通信部机关抓了10余只“老虎”；在不到60人的电信工业局机关，竟也抓了20多只“老虎”；加上在天津4个厂抓出的“老虎”，总共打出了100多只“老虎”。而且一律关进“老虎笼”，实行隔离审查，其中许多是仅存怀疑、查无实据的。更为奇怪是，原在通信部党委领导下，由王诤、刘寅派到天津工厂帮助工作的“打虎队”队长唐宗贤和“打虎队”成员李蒙蔚竟也被打成了“老虎”，揪回通信部机关批斗。他们仅仅是因为经手花钱数额较大或经管钱物较多而被定为“老虎”的。

在电信工业局内，几乎所有担任过厂、处级职务的留用人员，如王宗愫、蒋葆增、袁行健、索鉴善；担任过科级职务的留用人员，如倪炳勋、王家林、朱允中、赵泽延，以及一批业务骨干统统被打成“老虎”。老红军赵洪政只因为是天津电气公司经理，又曾被秘密派往香港采购过电信器材，被当作“大老虎”，武装押回北京，关在通信部大院一间黑屋子里进行审查。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给运动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刘寅当时心急如焚。他认为，这种过“左”行动，不仅伤害了许多老干部，更惨的是无辜打击了当时依靠他们恢复生产的业务骨干和技术人员，使正常业务工作陷入瘫痪。像这样搞下去，势必使刚刚恢复的电信工业毁于一旦。

上级得知此种状况后，迅速撤走人武部“打虎队”，恢复通信部党委对运动的领导。面对此种后果，担任通信部党委书记的刘寅，立即按照军委的精神，花了极大力气，对案件进行一一甄别。在甄别工作动员大会上，刘寅语重心长地说：“实践证明，通信部党委是经得住考验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单位的领导对整个情况的基本估计若发生问题和对运动的发展缺乏预见，必然导致工作出现偏差。现在搞甄别，也要有个总体估计和计划，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一风吹’，要实事求是，逐个甄别，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刘寅严格规定工作程序，并责成王曙副局长组成电信工业局甄别办公室，由白宗福任主任，刘寅还确定一名工作人员彭树廉做他的兼职秘书，以便及时沟通工作情况。他要求甄别办公室将每个被审查对象的审查起因、审查过程、查证结果、处理意见，一一整理成书面材料，先经王曙副局长审查后，由兼职秘书彭树廉将材料直接送他逐个过目，然后提交党委讨论通过，最后与本人见面。对多数查无实据的，宣布平反；对少数几个经查证核实确有贪污行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作出严肃处理。现摘取几个典型案例分述如下。

案例1对浑水摸鱼、化公为私、贪污数额巨大的，予以法办。

材料计划兼保管员张某某，在天津解放后，趁军代表清查时，将工厂存放在私人仓储公司的进口钢材、电缆、矽钢片等贵重物资数百吨，采取欺骗蒙混手段化为己有，改头换面，用化名存储在他个人名下，属贪污巨额财产。经查证核实，证据确凿。经刘寅审核，党委讨论决定，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办。

案例2对收受资本家贿赂的，予以严惩。

采购员解某某，在随赵洪政秘密赴香港采购器材时，为隐瞒蒙蔽赵洪政，用英语同资本家交谈，向资本家索贿，并用受贿钱款购买英国产呢料和“555”牌香烟，装成两大箱，与采购的几十箱电信器材混在一起，按军用物资免验过关。运回北京后，他用这批呢料为自己及其夫人制成西服十几套，而“555”牌香烟则独自享用。

为了不被同事们发现，他把“555”牌香烟装进“恒大”牌香烟盒内，开两个口，自己抽“555”牌的，给别人递烟则拿“恒大”牌的。一次将烟盒拿反了，递出的是“555”烟。由此露了马脚，终被隔离审查。后作了坦白交代并全部退赃。

鉴于其悔过态度较好，经刘寅审定，党委讨论决定，免于起诉，给予行政开除、留用察看两年的处分。

案例3对贪吃贪喝、虐待妻室子女的，予以严肃批评教育。

会计员伊某某，平时贪吃贪喝，从不在机关食堂用餐，每日下馆子吃喝。有时中午吃得满嘴流油，甚至酩酊大醉。晚饭更甚，哪儿有好吃的上哪儿去，什么劝业场、中央公司（即今百货大楼）等处大小馆子都曾出没。有人怀疑他有贪污行为，“打虎队”将其隔离审查3个月。他仍矢口否认有贪污。内查外调也未发现什么证据。

一天中午，他吃着“隔离饭”——大窝头和青菜煮萝卜，忽然良心发现，央求“三反”办公室工作人员到他家看看他老婆和3个孩子，称不知他们活得怎么样了。

这位工作人员到他家一看，一时竟惊呆了。他的老婆饿得骨瘦如柴，大热天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破棉絮；3个孩子光着屁股在地上打滚。更为奇怪的是，他家好好的房子，可齐腰高的墙皮斑斑驳驳，露出了砖头。问其原因，他老婆说，孩子听人说粉刷墙壁时，泥沙里掺有白面粉，于是孩子们饿得实在难以忍耐时，就抠墙皮充饥。

这位工作人员将此种惨状先后如实向王曙、刘寅作了汇报。刘寅顿时感到不可理解，强忍怒火，让这位工作人员赶紧到伙房领袋面粉、拿些油盐菜蔬，送到伊某某家中。伊的老婆带着3个孩子跪地感谢政府的救助。

当问起伊某某为何把自己的家搞成这个样子时，他惭愧地说，是他对不起老婆和3个孩子。3个月的隔离审查，天天吃窝窝头、咸菜和青菜萝卜，他感到难以下咽，这才想起家里的生活。他说，按他的收入，一家五口维持中等以上生活水平不成问题。但他由于自己贪吃贪喝，每月发了薪，只给家里买回2袋玉米面和几斤咸菜，丢下几个买煤球的钱，就一切不管了，晚上只回家睡个觉。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刘寅听了汇报，听说他有所认识，便把他叫到办公室，大声喝斥道：“你这不是过错，而是犯了虐待罪。必须限期改正，以观后效。今天，我宣布：解除隔离，观察3个月，如果不能改好，还要治罪。”自此之后，此人改邪归正，就没有再追究。

案例4无中生有，信口开河，胡乱揭发检举，扰乱干扰运动的，予以严肃处理。

秘书科长李某，是个老同志。解放初期，受组织委托，李某与留任的总务科长、财务科长、房产股长等经手买了几处私人住宅，用作单位宿舍。房子买下后，当时就有人反映买贵了。“三反”开展起来后，有人怀疑其中有贪污。“打虎队”考虑立案审查，但没有理出头绪。在一次“三反”动员会上，李某自己跑上讲台，情绪激动地坦白说，在为单位买房子时，本人贪污了10匹布（当时买房子以布匹折算），并揭发检举总务科长倪炳勋、会计科长王家林、财务科长朱允中、房产股长何雨门以及总务科员石进忠、曹伯虎等都有贪污行为，提醒他们各自坦白交待。倪炳勋当即同李某顶了起来，说他是胡说。这样一来，李的“揭发”与倪的反驳，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群情激奋。“打虎队”当即把倪扣押起来，并宣布对上述被揭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

“打虎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发现线索。几个人也始终不承认有贪污行为。当再次找揭发人李某核实具体情况时，李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追赃时，李某又支支吾吾。想找卖主房东和中间人时，一时又找不到。真可谓骑虎难下。

功夫不负有心人，甄别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进一步扩大寻找范围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中间人松太太。她说自己从买主那里拿了10匹布的介绍费，并说卖主给其他几个经办人也留了“好处费”。具体是怎么给的，给谁多少，她就说不清了。问她卖主现住何地，她说房子卖后卖主就搬家了，不知去向。经再三询问，她只提供了一个卖主的远房亲戚的线索。

沿着这条线索，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卖主李先生。然而卖主顾虑重重，不肯说明真相。前往询问的工作人员颇为沉着，不急不躁，一再说服教育，交待政策，使这位李先生感动不已，终于说出了真情。他说：卖房的时候，他在作价上多加了60匹布，准备用作中介费，酬谢经办人。成交后，在松太太向他索要介绍费时，他给了10匹布的钱。买方的几个经办人没有提出此种要求，他就暂时放下，以后再说。过了一段时间，他搬家走了，就把剩下的50匹布自己独吞了。他说：“没想到事隔两年，政府还来查办这件事。我对不起政府。现在，应该把这50匹布退还给政府。”说完就主动到银行取出现金，交给来人带回。至此，真相大白。

最后，工作人员找李某“算账”。这时的李某像个闯了祸的孩子，哼哼唧唧地说：当时，看到“打虎队”气势汹汹地盯着买房子这件事，为了迎合他们，“揭开盖子”，就先把“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再揭发他人，以此表示我积极参加运动。其实一切都是我瞎编的。

这一事件在同事中引起强烈公愤，称李某拿运动当儿戏，无中生有，诬陷他人，纷纷要求严厉处理。在党委会讨论如何处理时，刘寅提出开除李某的党籍，以挽回影响。有党委成员出来说情，鉴于李某是个老同志，且已承认错误，经济上挽回了损失，是否给予批评教育就行了。刘寅坚持说，这件事政治上影响太坏，一定要重重给以处分。最后，经党委讨论决定，给李某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案例5意外所得3000根金条上交国库。

天津电工西厂采购员王某某，在隔离审查期间，经“打虎队”审问，承认自己有贪污，而当向他追交赃款时，他却说已把贪污的赃款换成两根金条，存放在一个外国洋行代理人的家里。

“打虎队”兵分两路，乘胜追击。一路人马赶到这位洋行经理家里。来人说，据我们单位的王某某交待，他把贪污的钱变换成金条存放你这里，希望你把王某某存放的金条立即交出来。这位经理一听到王某某的名字，顿时吓得脸色苍白。因为王某某了解他的底细，知道他曾在解放前夕囤积大量金条。经理感到瞒不住了，只得承认存有金条。问他是多少？他结结巴巴地说，可能是5根……哎呀10根。

“打虎队”人员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将情况通知队部。队部的另一路人马再找采购员王某某核实，王说：他不老实。追问道：那么你说，到底是多少？王某某说是50根。

队部又通知在洋行追赃的队员重找洋行经理，洋行经理又说是100根。就这样连续追来追去，追到了300根。“打虎队”让洋行经理把金条交出来。经理就带队员来到卫生间，从地下挖出的竟是500根。队员严厉地说是否还有隐瞒？在如此这般的追问下，经理不得不“竹筒倒豆子”，把全部金条从各个隐蔽的地方都挖了出来，总数是3000根。

队员们把情况向当时在天津配合人武部“打虎队”工作的王曙副局长报告。王曙不敢相信，派随行人员去查看后，让把金条全部提回到“打虎队”指挥部所在地天津市蒙古路100号。天哪！3000根金条哪里提得动啊！最后，王曙派了一辆吉普车拉了回来，派武装警卫日夜看守着。人武部“打虎队”认为，这里面一定暗藏着一个很大的贪污集团，并且部署了追剿大贪污集团的行动计划。但就在此时，上级通知人武部“打虎队”和配合工作的通信部人员一律撤回北京。这个追剿大贪污集团的计划就此搁浅，3000根金条也暂时存放在天津的中国人民银行金库。

最后甄别处理时，找来采购员王某某再一次核实情况。他说，他是吃了点回扣，但这点钱根本买不起金条，但他却知道洋行经理在解放前夕买有金条。在追赃追得他没办法时，他只好往洋行经理那里推，他根本就没有在洋行经理那里存什么金条，完全是想顺水推舟，洗清自己，蒙混过关。3000根金条可不是个小数目，从何而来？为了弄个明白，只得重找洋行经理问其究竟。这位经理说，王某某根本就没有在他那里存金条，这3000根金条是英国一个资本家的。这个资本家在抗战胜利后携带大批美钞来华，想在天津办个大工厂，并且进行了半年多调研论证。在快要定盘时，哪想到中国局势迅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眼看着国民党不行了，就把建厂的事暂时放下了。当看到当时国民党很多大官都在抛黄金换美钞时，就把带来的美钞换成了黄金，埋在地下，等待时机再说。这个资本家于1948年秋回国，不久遭车祸身亡。这件事是他们俩一手经办的，资本家亲属也不了解。解放后，他知道共产党的政策，觉得私藏这么多黄金不合适，正好政府在“三反”、“五反”中查到了这批黄金，他想就此充公算了。

情况弄清楚以后，刘寅考虑这3000根金条是个意外收获，并不是什么赃款，采购员王某某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贪污；但是，这么多金条存在私人洋行代理人手里也不合适，全部没收又不符合党的政策。最后，他提出将3000根金条全部上缴国库，由财政部按市价以人民币偿还给洋行代理人，由他去处理。经通信部党委讨论，同意刘寅的意见。经请示财政部，也同意按此方案办理。3000根金条“悬案”终于了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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