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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ldo;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rdo;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ldo;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rdo;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ldo;说不清楚&rdo;，而是&ldo;不说清楚&rdo;。特别是有个细节‐‐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ldo;逮捕通知书&rdo;上写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ldo;因病暂缓执行&rdo;。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ldo;因病暂缓执行&rdo;，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

第20章　&ldo;文革&rdo;进行了两千年　　1966年　41岁　男　　t市某出版社编辑十四岁的特务‐‐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档案里的你都是满身的污点‐‐我是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第二次掉进怪圈‐‐糊里糊涂又被卷入漩涡你要写一个人的文革十年，我却想讲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认为我会离题千里，放心吧，不会！老弟，我的文革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坎坷，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ldo;文革&rdo;并非开始于一九六六。开始于一百年前吗？也不对，老弟，我理解的&ldo;文革&rdo;在咱中国进行了两千年！

我讲我的经历，也讲我的道理。

这道理我几十年没想通。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反来复去也没离开&ldo;敌人&rdo;的圈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ldo;风雷激&rdo;造反队一群人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ldo;特&rdo;（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库，书早被当做&ldo;四旧&rdo;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档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葱的茅糙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父父父父父，敌人、档档档档档，我革命，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深更深的痛苦。

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上就斗，势不两立。在我记忆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我本家一个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时落成的残废。谁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这冤仇。我还是穿开挡裤时就听奶奶讲，前清时候王家出了个举人。那时村里出个举人像出条龙，不得了呵，土霸王！王举人在大街上走，向例是两条胳膊横举着，一手拿根称秸秆儿，只要我们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长这位置很关几，谁把住这位置谁就好压对方，不叫对方出头。但姓王的人多，势力大，一直占着村长。敌伪时期保甲长是他们，后来八路军来恋，村干部又大多都姓王。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历史怎样变成现实，要寻找文革的渊源，这便是最长最远最深的一条根了。可是这道理我当时怎么可能认识到？

我们村是老解放区，七七事变后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我那时十四岁，上小学，对共产党的感情别提多纯真，可以说对共产党的每一个字儿都深信不疑。吕正操的队伍一来，我高兴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连八路军战士看我一眼都兴奋得不得了。我爱看书，爱写作文，能讲话，学校叫我当儿童团长，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去给大人们讲《民学课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讲得大人们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时根据地在搞戒烟戒酒运动。村树都出墙报反对抽烟喝酒，从干部批评起。这墙报，就是现在说的大宇报，文革中叫&ldo;四大&rdo;，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我就写篇小品文，只几句话，都是善意批评，你一听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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