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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第1页）

[197]《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页。

[198]《袁希涛关于限令上课期满部持冷静态度密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238页。

[199]参见勿勿《三日学生演讲之被捕风潮》，《申报》1919年6月6日，第7版；《北京大捕学生之惨象》，《申报》1919年6月7日，第7版；霜羽《占领校舍之交涉学生拘留之实况》，《申报》1919年6月8日，第5版；一士《愁云惨雾之都中学子》，《申报》1919年6月8日，第5版；《四日以后之京学界》，《申报》1919年6月9日，第4版；一士《恐怖潜伏之都城》，《申报》1919年6月10日，第4版。

[200]“1919年6月3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76～77页。

[201]《北京大捕学生后之别报》，《申报》1919年6月8日，第5版。

[202]《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议决将王建祖驱出学界反对胡仁源为大学校长》，《晨报》1919年6月8日，第3版。

[203]《京校教职会函阻胡到校》，《京报》1919年6月14日，第3版。

[204]《北大学生亦反对胡仁源》，《晨报》1919年6月8日，第3版。

[205]《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633页。

[206]《北大校长问题》，《晨报》1919年6月16日，第2版；《北京学生界近闻》，《申报》1919年6月22日，第6版。

[207]《复国务院电》（1919年6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2页；《复傅岳棻电》（1919年6月20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413页。

[208]“1919年6月24日日记”，《蔡元培全集》第16卷，第80页。

[209]《蔡孑民应允回任》，原载《教育杂志》第11卷第8号，转引自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00页。

[210]霜羽：《北京通信：最近大学校长问题之纷纠》，《申报》1919年6月17日，第7版。

[211]《北京大学近闻汇志：欢迎蒋代校长》，《中华教育界》第8卷第3期，转引自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第301页。

[212]《中国大事记·全国学生联合会宣言终止罢课》，《东方杂志》第16卷第9号，1919年9月，第229页。

[213]《蔡元培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438号，1919年9月16日，第2版。

[214]《北大校长事之蔡蒋往来函》，《申报》1919年9月4日，第10版。

[215]默：《蔡校长之前途》，《申报》1919年9月17日，第7版。

[216]周作人著，陈子善选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第27页。

[217]王世杰：《追忆蔡先生》，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80页。

[218]蒋复璁：《追念蔡先生》，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85页。

[219]《李光宇君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49号，1919年4月11日，第4～5版。

[220]千家驹：《我对于本校的希望》，《北京大学日刊》第1981号，1926年11月16日，第2版。

[221]《陈衡哲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第2～3版。

[222]吕思勉：《蔡孑民论》，《蔡元培纪念集》，第543～544页。

[223]公时：《北京大学之成立及其沿革》，《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第162页。

[224]《三月二十日的上海新申报》，《北京大学日刊》第570号，1920年3月24日，第3版。

[225]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9页。

第二章辞离，1923～1926

对北大和蔡元培来说，1920年代都称得上是一段攘扰不安的岁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兼具学界泰斗与革命元老身份的蔡元培，其声名与威望不断增加，其学界领袖的地位也得到了广泛认同，由此成了各界各派竞相争夺的对象。自1923年因“罗文干案”出走之后，围绕着其是否继续担任北大校长的问题，教育界屡次掀起风潮。直至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之后，这仅存的名义上的联系才告一段落。此后蔡元培事业的重心偏移到政治上，但以其在教育学术界之声名，以及北大之特殊地位，即便不再担任此职，始终还是与这所经其一手改造而得以闻名于世的大学保持着关联。

有论者分析，蔡元培是“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他的屡屡去国归国，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他的不断辞职而又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则显现出某种双重命运，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这种两难境遇造成了他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1]此论注意到内部心态层面之变化，虽颇有“理解之同情”，但对于蔡元培去留之选择，还需要细致考察不同辞职背后的具体语境，其中既有其对当时政治局势及教育境遇的主动判断，同时也有教育界内部派系争斗背景下的被迫选择。

蔡元培一生中不乏以辞职为抗议之举，但1923年因“罗文干案”辞职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是其与北大关系的转折点，其影响甚至超过因五四运动而辞职。自1923年起，蔡元培只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而不再过问校内具体事务。但自此之后，北大师生也开始就能否请蔡元培继续长校问题引发多方争论。这一看似“突兀”的决定引发了外间不少的猜忌和批评，时人眼中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历史记忆也由此又一次得到修正：由五四后学界“北大校长非蔡元培莫属”的认识，到稍有怀疑之声，再到屡次“挽蔡”不成而渐次走向评价的反面，甚至对蔡元培为人做事而颇有微词。作为北大校长和学界领袖的蔡元培，其理念易为后来者所效仿，其处事亦常被苛责者批评。正是在时人不断的关注之下，北大校长蔡元培一面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一面也在时人的记忆中留下不同的痕迹。本章将视线聚焦于1920年代由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而掀起的风潮与风波，旨在通过重建基本史实，展现时人在此过程之中对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认识与理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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