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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美国的未来其他三个问题（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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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美国的未来——“其他”三个问题

其他问题

在上一章的开头部分，我谈到了美国如今的优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且最强大的国家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人口、地理、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多方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上一章的余下部分，我谈到了美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在这个国家特有的问题当中（在此，我暂时没有谈及美国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最为严峻的是美国近来频频出现的政治妥协的崩溃。

在本章，我准备探讨美国面临的“其他”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和选举相关。我把这三个问题归到看似不那么重要的“其他”问题行列，不过是因为和政治妥协崩溃比起来，这三个问题对美国民主政府的破坏力似乎没有那么强。不过，这三个问题仍然需要被严肃对待。对于想要做进一步了解的读者，我推荐阅读霍华德·弗里德曼的著作《国家的度量》（TheMeasureofaNation）。该书包括好些图表，对美国和其他主要的民主国家进行了对比，其中的部分变量接下来我们将会讨论到。当然了，我无法穷尽美国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我没有在此展开讨论的问题中包括种族关系和女性的地位，对比50年前，美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它们依然是美国社会的痛处。而我选择讨论的4个问题（上一章谈到的那个问题加上本章要谈到的3个问题）毫无疑问在近几十年里会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对当前美国的民主和经济力量构成了最严峻的威胁。

美国的选举

选举是民主的精髓。如果一个国家以宪法或法律明文规定实行民主政体，但该国的公民不参加投票或者不能投票，这样的国家不配被称为民主国家。以此标准来看，美国差不多只能算是半个民主国家。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公民中，几乎有一半甚至连我们最重要的总统大选投票也不参加。在最近4次的总统大选中，每一次都有近一亿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人没有参与投票。不参加总统以下层级选举投票的公民比重就更高了。例如，我所在的城市洛杉矶是美国的主要城市之一，在这里，以选举任命的最重要的官员就是我们的市长。然而，在最近的一次洛杉矶市长选举中，有80%符合条件的选民都没有投出他们的选票。

有几种不同的计算方式可以衡量选举中的选民投票率。一种是已满足投票年龄的居民中确实参加投票的选民占比，另外一种是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确实参加投票的选民占比，后者的数值比前者稍微高一些。（在美国，符合投票年龄的居民中仅有92%的人拥有投票资格，不具备投票资格的8%主要由非公民、囚犯以及刑满出狱的重罪犯组成。）第三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结果比前两种更高，即登记选民中确实参加投票的选民占比。有不少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没有参加登记，随后我将会谈到有关的原因。

这三种计算方式均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即所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美国在选民投票率这一项上是垫底的。先介绍一下其他民主国家的登记选民投票率情况：在实行强制投票制的澳大利亚，选民投票率是93%，比利时是89%，其他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和东亚民主国家的选民投票率为58%~80%。自从1999年印度尼西亚恢复自由民主选举，该国选民投票率为86%~90%，而自1948年以来，意大利的选民投票率最高时曾达93%。

相比之下，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平均仅为60%，历届国会中期选举的平均投票率则是40%。在当代美国历史上，选民投票率的最高纪录是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创下的，却也只有62%，甚至远远低于意大利或印度尼西亚近年来选民投票率的最低值。当美国的登记选民被问到为何无意参与投票时，他们最常给出的回答是：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对投票的价值没有信心，或者是对政治不感兴趣。

但是，除此之外，许多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人未参与投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无法投票，因为他们没有登记自己的选民身份。这是我需要解释的美国民主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很多民主国家，具备投票资格的公民无须完成任何登记便可参与投票：政府通过从驾照、纳税人、居民或者其他类似的数据库中采纳数据，自动生成登记选民的清单。例如，在德国，所有年满18岁的德国人都会收到来自政府的一张卡片，通知他们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他们已具备投票资格。

美国的情况要复杂很多。对于美国公民来说，年满18岁、不是囚犯或曾被判刑过的重罪犯这些条件并不足以使他们具备投票的资格：他们必须经过选民登记才能投票。美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符合年龄条件的某些群体被阻止进行登记。其中一个规模最大的群体就是美国女性，一直到1919年，美国女性才拥有了投票的权利。其他群体，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其他的少数族裔，还有移民，在进行登记时曾遇到“人头税”、文化水平测试和“祖父条款”（意思是，如果你的祖父不能投票，那么你也不能登记投票）等拦路石。当然，法律条文不会明确指出这些手段背后的真正目标——阻止非裔美国人参与投票。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诸如“祖父条款”等手段最初的目的就是让非裔美国人无法完成选民登记，最终也确实达成了这一效果。

也许你觉得这些障碍都是陈年往事，但在2000年，佛罗里达州有将近10万名潜在选民被从登记选民名单中除去，他们大部分是民主党人。这造成佛罗里达州当年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果大幅倾斜，从而使小布什击败了阿尔·戈尔，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件的影响力比起后来被大肆宣扬的那几百台不合格的打孔投票机（经常会导致投票结果统计出错）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美国的选民登记系统存在一个根本性缺陷，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的许多州，我们的登记选民名单和选举程序受州政府和州级以下政府的党派程序操控，而不是由国家层面的非党派程序来决定。对于那些可能会支持对手党的公民，党派的选举官员往往会试图增加他们的投票难度。

在现代美国历史中，《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通过使该国的选民登记程序得到最大幅度放宽，该法案规定，选民登记程序中的“文化水平测试”是非法的，而且赋予了联邦政府对有妨碍选民登记先例的选区进行监管的权力。如此一来，美国南部各州非裔美国选民的登记率出现了飞跃，从31%提高到73%，而且全国当选的非裔官员数量也从不到500人攀升至10000人以上。美国国会于2006年更新了这一法案，基本上获得一致通过。但是，在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国会从1965年以来一直沿用的对特定选区进行监管的条款，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非裔美国选民的登记情况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这项条款已变得不必要。这导致的结果是，各州立法机构纷纷忙于为选民登记设置新的障碍，虽然这些障碍的作用力度参差不齐。2004年以前，美国的50个州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州要求准备登记的潜在选民出示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明。到2008年，仅有两个州提出了这项要求。然而，就在最高法院的上述判决下来后，有14个州马上出台了要求潜在选民出示带照片身份证明（通常是驾照或者护照）的规定或其他类似的限制措施。截至目前，大部分的州已经实施或者正在考虑实施这种规定。

正如早期的“祖父条款”，虽并未明确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其制度设计成功剥夺了这一群体的投票权利，现代投票制度中的制约手段也有着相似的设计，并同样获得了成功。潜在白人选民中拥有带照片身份证明的人的比例比非裔美国人或拉丁裔美国人要高（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次，最高可达三倍之差），富人中拥有带照片身份证明的人的比例也比穷人高。立法者针对这些制约手段给出的原因还是老一套，和应不应该享有投票权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总体上，相对贫穷的群体和非裔美国人没有驾照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没有缴纳交通罚款。亚拉巴马州关闭了非裔人口居多的几个县的机动车驾驶管理处。民众的强烈抗议使亚拉巴马州政府不得不重新开放这些管理处，然而，开放后的管理处每个月只开放一天的办公时间。得克萨斯州只有13的县保留了机动车驾驶管理处，如果潜在选民决心以获取驾照的方式来满足带照片身份证明的登记条件，他们不得不长途跋涉，最远的需要跑到250英里之外的地方。

选民登记和投票方面的其他障碍在不同的州之间也存在差别。一些州“对选民友好”，因为它们允许选民在选举日当天进行登记，或者是允许选民邮寄选票而不必非要本人出现在投票点，或者是在夜晚和周末开放选举办公室。有些州则“对选民不友好”，因为它们要求选民必须在选举日之前很短的时间段内完成登记，或者仅在上班时间开放选举办公室。然而，比较贫困的群体（包括我们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都需要工作，无法为了登记或者投票把时间浪费在排长队上。

所有这些有针对性的投票障碍共同造成了以下结果：在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当中，选民投票率超过80%；在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美国人中，选民投票率还不到50%。因此，这些障碍不仅左右着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而且会对国会、州和地方层级许多势均力敌的选举竞争造成影响。

上述对美国选民投票的限制，不管是出于选民的自愿选择，还是强加给选民的，都对美国民主所具备的根本性优势造成了负面作用。我在上一章讨论过美国民主的根本性优势，具体包括：公民有参与讨论、评估及支持任何提案的机会；公民知晓自己的意见会被聆听，并且能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愿；公民诉诸暴力的风险较低；公民拥有妥协的动机；政府有关注全体公民的动机（毕竟负责投票的是他们），而不是仅仅关注小部分精英群体。而一旦美国人不愿意投票，投票时了解的信息不够充分，或者根本就不能投票，那我们的上述优势就会渐渐消失。

要对现代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完整的讨论，就不得不谈到它的一项饱受争议的特征：特别是随着竞选宣传方式从成本低廉的印刷传媒转向成本高昂的电视广告，竞选活动成本暴涨。竞选活动渐渐变得仅代表富人的利益。竞选活动的时间跨度也大幅延长，现在基本上是从上一场大选结束一直延续到下一场大选。这样一来，美国的政治家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我的一位已经退休的议员朋友估算过，大约是80%的时间）投入到筹款和竞选活动中，而不是履行治理的职责。那些符合条件的公民越来越不愿竞选政府公职，而且竞选活动信息渐渐地被压缩成只有30秒的片段，后来更是被压缩为一条简短的推文。而在1858年，为了竞选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的席位，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两人的发言时间各为6个小时。尽管当然只有一小部分伊利诺伊州选民目睹了这场辩论，但这件事很快通过新闻报纸被广泛地传播开来。在政治竞选活动的开支和持续时长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美国相提并论。相比之下，因为受到法律限制，英国的竞选活动只能在选举前几周开展，而且用作竞选活动的开支数额也受到限制。

不平等与政治僵化

我要探讨的下一个根本问题是不平等。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本国的平等或不平等状况，如何衡量这一指标，和其他主要的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在不平等程度和社会经济流动性方面的排名如何。再者，即使美国的不平等的程度很高，那又怎样呢？换句话说，如果很多美国人真的非常贫穷，而且他们注定无法摆脱贫穷，这对他们个人来说当然是很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这对美国的富人还有美国整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坏事吗？

当美国人被问及自己国家内部的平等或不平等状况时，大家一般会回应道：早在1776年，我们的《独立宣言》中第二句话便已指出，平等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独立宣言》中确实提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请注意，《独立宣言》并没有说所有人（现在包括了所有的女性）实际上一直是平等的，也没有说他们应该享有平等的收入。相反，这份宣言不过指出，所有人都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在1776年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较为温和的主张已经算是迈出很了不起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欧洲国家的贵族、农民和神职人员享有不同的法定权利，如果有受审的需要，他们要在不同的法庭接受审讯。因此，《独立宣言》确实将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升华成为美国的一项核心价值观，至少在理论上如此。那么，在经济层面，美国的平等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一国内部的经济平等程度可用几种不同的办法来衡量。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异用什么量化指标来衡量：是人们未经调整的毛收入，还是经过调整后的收入，譬如将税收、社会安全福利补贴和食品券等因素考虑进去，还是人们的财富值或总资产呢？人们在这些不同的量化指标上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测量，比如所谓的基尼系数、一国最富裕的1%群体和最贫穷的1%群体的收入差异、最富有的1%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还有亿万富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现在，让我们把比较对象局限在主要的民主国家，因为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做比较是无意义的，以赤道几内亚这个非民主国家为例，其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和财富都掌握在一个人（即总统）手中。在主要的民主国家中，根据不同的衡量标准，可计算出的最平等国家是不同的。然而，对于哪个主要民主国家最不平等这一问题，所有的量化指标和衡量方法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美国。这个事实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美国国内的不平等程度仍在不断加剧。

不断加剧的美国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一些衡量结果现在被频频提及，而且广为人知。例如，美国最富裕的1%群体的收入占未调整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到10%升至今天的25%以上。即使在美国富人阶层的内部，不平等的情况也在加剧：最富裕的1%群体的收入增加比例要远远大于最富裕的5%群体；最富裕的0.1%群体的收入增加比例又大于最富裕的1%群体。而且，目前最富裕的三个美国人——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他们的净资产加起来等于1.3亿最贫穷的美国人的净资产总值。我们国家的亿万富翁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是位列第二的主要民主国家（加拿大和德国）的两倍，而且是大部分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7倍之多。早在1980年，一名美国CEO的平均收入就已经是同公司内一名普通员工的40倍，而如今，美国CEO的收入已达到同公司内普通员工的几百倍。虽然美国富人的经济地位要高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富人，但美国穷人的经济地位也要低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穷人。

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要归结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人的态度。在政府政策方面，美国的再分配政策——即把财富从较富群体转移到较穷群体的政府政策，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力度要小。比如，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还有社会转移和支出（诸如抵用券、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比大部分其他的主要民主国家更低。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普遍相信，穷人之所以穷，只能怪他们自己，只要他们愿意付出辛勤的汗水，便能收获财富，而且他们认为政府对穷人的支持（例如通过食品券的方式）被滥用的情况非常普遍，使穷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财富（例如所谓的“福利女王”）。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在前几页提到的对选民登记和投票的制约，还有竞选资金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富人比穷人更容易参与选民登记，进行投票，进而影响政界人士，从而使富人掌握大部分的政治权力。

和我刚刚提到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流动性问题，也就是个体克服经济不平等，从穷人成为富人的可能性。比起其他国家的民众，美国人更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任人唯贤”的，也就是人们获得的回报与其个人能力挂钩。有一个短语“白手起家”正代表了这一信念：我们相信，一个一穷二白、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移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富人。我们的这一核心信念真的能实现吗？

社会科学家曾经用一种方法来测试这种信念能否实现，那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成年人的收入（或者在同一代人中的收入排名）和他们父母的收入这二者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为1.0，则意味着该国成年人的相对收入和他们父母的相对收入是完全相关的：所有高收入人群的父母也是高收入者，所有低收入人群的父母也是低收入者，出身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没有任何机会获得高收入，社会经济流动性为0。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如果相关系数为0，那么出身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出身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获得高收入的机会一样大，社会经济流动性很高。

这类研究的结论是，美国的社会经济流动性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低，而在收入的代际相关性方面则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高。例如，如果一个美国人的父亲属于同代人中最穷的20%群体，则这个美国人有42%的可能也会成为同代人中最穷的20%群体，而一个人通过白手起家成为美国最富有的20%群体的可能性只有8%。与之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这两项指标分别大约是26%（低于美国的42%）和13%（高于美国的8%）。

让人遗憾的是，美国的这个问题陷入了恶性循环：在近几十年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深，而社会经济流动性在不断下降。美国各层级政府受到富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结果是政府会通过那些迎合富人的法律（例如选民登记规则和税收政策），这就提高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候选人赢得下一场选举的可能性，这些人在赢得选举后会通过更多迎合富人的法律条款，从而导致美国政府更多地受到富人的影响……这听上去像个烂笑话，然而却是美国当代历史的真实写照。

简而言之，我们所坚持的白手起家的信念其实并不现实。白手起家在美国的可行性其实比在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条件较好的美国家长通常曾受到相对较好的教育，因而他们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投入的金钱更多，而且比起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家长，他们可以给孩子提供更有用的职场人脉。比方说，美国富裕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概率是穷苦家庭孩子的10倍。理查德·里夫斯和伊莎贝尔·索希尔曾写道：“一定要谨慎投胎！”

那又怎样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在分析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之初提出的问题。尽管这是一个宏大的道德问题，那些穷人确实非常不幸——但那又怎样？对于美国整个国家而言，不平等是一个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吗？生活在一个被穷人包围的世界里会对美国的富人造成任何伤害吗？

提出这个自私的问题时，我自己也一时语塞了。不平等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本身难道不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吗？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们不仅受道德约束，而且还受私利驱动。如果意识到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自己，那么许多美国富人会更加关心这个问题。

关于“那又怎样”这个问题，在1992年4月29日，我和妻子曾根据亲身经历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当时，我们乘飞机从洛杉矶到芝加哥参加一个会议，把孩子托付给了家里的保姆。我们刚刚抵达当地一家酒店，就在大堂碰到了一群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快回房间，打开电视，发生了一些你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我们照做了，回到房间，打开电视，然后看到洛杉矶中部贫穷的少数族裔聚集区爆发了失控的骚乱、抢劫、纵火和杀戮事件（也就是所谓的罗德尼·金暴动），并且正沿着街道向邻近地区蔓延（见插图10.1）。在那一刻，我们推测孩子可能正和保姆在从学校回家的车上。我们度过了令人焦心的几个小时，直到保姆打电话过来，向我们确认孩子已经平安到家。那些数量众多的洛杉矶警察在保护当地富人区免受暴动者影响时，唯一能做的，只是用一道道黄色塑料警戒带标识主要街道已被封锁。

在这场暴动中，暴动者并没有攻击较富裕的街区，而且此前洛杉矶发生的另一场大规模暴动（即1965年洛杉矶黑人骚乱）中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两次暴动都是种族暴动，动机都是由种族歧视引起的经济不平等与无助感。）可是，能够确定的是，未来洛杉矶和美国其他的主要城市会发生更多的暴动事件。随着不平等程度日趋加深，种族歧视问题持续存在，社会经济流动性不断下降，较穷的美国人将会意识到，对于他们的后代而言，大部分人要想获得高收入或者仅仅是适当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机会都是十分渺茫的。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将经历更严重的城区动乱，暴动人群将会把自己的失望和挫败感发泄在富人身上，到那时，单靠警察的塑料警戒带是不能平息的。“生活在一个被穷人包围的世界里会对美国的富人造成任何伤害吗？”针对这个问题，届时许多美国的富人会找到他们自己的答案。一种回答是：会，这会造成个人安全问题。

那些生活在远离暴动者的安全区域的美国富人，面对“那又怎样”这个问题会得出另一种答案——这个答案的暴力程度相对较低，但那些富人的钱包和生活方式依旧会受到巨大影响。这个答案涉及在我看来美国如今面临的4个根本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对人力资本和其他公共用途领域的投入不断减少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所有的美国人，包括那些富人，都将感受到这些后果。

着眼未来

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对未来进行投资的必要性不言自明。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今天很富裕，但只守着眼前的财富而不把钱拿去投资，或者是以毫不明智的方式进行投资，那么坐吃山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真的是美国如今要担忧的问题吗？

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当然不是！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私人投资数额巨大，下手果敢，天马行空，且收益极高。比起在其他国家，创业者在美国要获得一笔创业资金，或要测试某个创意的商业潜能会比较容易。因此，我们拥有了微软、脸书、谷歌、贝宝、优步，还有许多其他的美国企业，它们的成立时间并不长，但都已成长为国际巨头。我通过风险投资行业的朋友间接地了解到美国私人投资如此成功的原因。风险投资基金能筹集上百万（甚至上亿）美元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分别投资到许多新成立的公司。这些公司有很大一部分会失败，但其中一个或者几个可能会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样就会给原来的投资人带来巨额收益。能吸引我那些在风险投资行业的朋友进行大胆投资的，不仅有常见的金融技术的各种变体，还有剑走偏锋的创意。能够轻松获得来自私人的创业投资，是美国在呈爆发式增长的新型商业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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