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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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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重建德意志

1945年的德国

1945年5月7—8日，德国宣布投降，标志着二战的欧洲战场落下帷幕。德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鲍曼等纳粹领导者要么已经自杀，要么即将自杀。在征服了欧洲的大片土地以后，德军开始受到反制，并且最终惨败。截至此时，约有700万德国人失去性命，他们当中有纳粹士兵，有死于炮弹之下的平民，还有在流亡途中遇害的难民。他们的敌人主要是从东边不断挺进的苏联军队，后者为了报复之前德军对苏联平民的暴行而大开杀戒。

数百万幸存的德国人在经历这番狂轰滥炸之后深受创伤（见插图6.1）。目光所及之处，德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在轰炸和对战中化为瓦砾与灰烬（见插图6.2）。德国城市中有14~12的房屋被摧毁。

德国领土的14被划给了波兰和苏联。剩下的德国领土在二战后被4国分区占领，后来，这些分区被合并为两个不同的国家。

大约有1000万德国人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在战乱中与亲人失散，多年后，其中一些人奇迹般地得以与亲人团聚，而大多数人的亲人自此杳无音信，生死未卜。1954年，我的第一位德语老师尚未结束自己的流亡生活，他曾提到自己有一个儿子。当我天真地问起他这个儿子的去向时，我的老师悲痛不已：“他们把他带走了，我们自那时起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我初遇这位老师的时候，他和他的夫人已在这种惴惴不安中熬过了10年的时光。和这位老师相比，我后来结识的两位德国朋友要“幸运”一些：其中一位朋友在父亲失踪“仅”一年后，便得知父亲可能已经离世；另一位朋友则是在弟弟失踪三年后获知了弟弟的死讯。

1945年，德国经济陷入全面溃败。通货膨胀令德国的货币迅速贬值。在此之前，德国人民经历了整整12年的纳粹政府时期。在此期间，基本上德国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法官要么是纳粹分子，要么与纳粹分子串通一气，因为他们要想保住自己的铁饭碗，就不得不宣誓效忠希特勒。彼时，权威主义笼罩着德国社会。

今天的德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德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第4，德国还是世界领先的出口型经济体之一。在俄罗斯以西的欧洲，德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先是发行了稳定的国家货币（德国马克），随后又积极参与了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制定和欧盟的成立，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今日的欧盟，德国与那些昔日在战场上与自己兵戈相见的对手和平共处。德国很努力地去直面自己的纳粹历史，权威主义色彩在如今的德国社会中已极大地淡化。

那么，1945年5月至今，是什么事情导致德国发生了这些变化？1959年，我第一次去往德国；1961年，我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后我又多次到访德国。现在，我来谈谈我所目睹的二战后的德国在5个方面的变化。其中两方面（分墙而治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复苏）在我到德国之前已几近完成；另外两方面（德国直面纳粹遗留问题和开展的社会变革）在当时已经步入正轨，不过后来加快了速度；还有一方面（德国的重新统一）发生在几十年后，这对身处1961年的我和我的德国朋友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以本书的危机与变革框架来看，德国的案例在很多方面均表现得非常极端，例如，它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约束，还有非凡的领导者（包括极其优秀的领导者与极其糟糕的领导者）所起到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德国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是其他国家未曾经历的。明治时代的日本仅仅面临可能受到攻击的威胁；芬兰和澳大利亚确实受到了攻击，但它们都没有被占领。而1945年的德国和日本不但受到攻击，还被征服和占领，经历比本书中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悲惨得多。

1945—1961年的德国

在二战中取得胜利的4个同盟国将德国分区占领：美国占领了德国南部，法国占领了西南部，英国占领了西北部，苏联则占领了东部。德国的首都柏林虽然位于苏联占领区的中央，但它同样没有逃脱被上述4国瓜分的命运，仿佛成为苏联占领区的一座孤岛。1948年，为了让美国、英国和法国放弃其在柏林的飞地，苏联封锁了三国通往柏林飞地的陆上通道。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英国和法国通过空运向柏林投递物资，直到苏联于1949年解除了封锁。

1949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苏联占领区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如今，民主德国经常被当作共产主义政体的反面例子，因为它后来走向崩溃，最终被并入联邦德国。现在，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是，除了苏联的强大势力，德国人的理想主义也是促使民主德国成立的因素之一，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主动选择从联邦德国或是从海外去到民主德国。

可是，生活在民主德国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远远落后于联邦德国。在来自美国的大量经济援助流入联邦德国之际，苏联要求民主德国提供经济补偿，其完整的工厂被拆散并被搬到苏联，而且民主德国的农业被重组，实行集体农庄制。在1990年德国重新获得统一前，两代民主德国人民在成长中越来越缺失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所熟知的、为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动力。

这种趋势带来的结果是，民主德国的民众开始逃往联邦德国。1952年，民主德国封锁了与联邦德国的边界，可是民主德国的民众还是可以经东柏林去往西柏林，然后从西柏林乘飞机到达联邦德国。柏林在战前建设的公共交通体系（地铁和城际列车）连接了东柏林和西柏林，因此，只要跳上列车，任何人都可以从东柏林到达西柏林。我在1960年第一次到柏林，和其他西方游客一样，我搭乘地铁游览了东柏林，并依照原路返回西柏林。

1953年，日益不满的民主德国民众发动了一场罢工，这场罢工升级为一场暴乱，随后被苏联军队镇压。民主德国的民众继续通过柏林的公共交通体系逃往联邦德国。终于，在1961年8月13日夜里（当时我还住在德国），民主德国政府突然关闭了东柏林的地铁站，并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筑起了一道围墙，由边防警卫队进行巡逻，射杀试图翻跃围墙的人（见插图6.3）。我依然记得翌日早上，我在联邦德国的朋友看到柏林墙时不可置信、震惊乃至愤怒的心情。民主德国政府给出的借口是，这道围墙是用来阻隔那些来自联邦德国的间谍和罪犯，他们不愿承认其建墙的实际目的是要阻止民心溃散的民主德国民众逃往联邦德国。西方势力不敢打破这道墙，因为它们知道自己对被民主德国和苏联包围的西柏林无能为力。

从那时起，民主德国便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态，试图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民众在边境被杀死的概率非常之大。（有超过1000人死于这一过程。）当时，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与由美国和西欧国家组成的阵营之间两极分化严重，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十分渺茫。这就仿佛是美国被密西西比河一分为二，东西两边分别为共产主义美国和民主主义美国两个阵营，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重新统一的希望。

二战之后，获得胜利的西方盟国在联邦德国实施了“摩根索计划”，旨在防止这个国家重建自己的产业。在该计划下，联邦德国的经济回归以农业为主导的模式，并且像一战结束后那样，西方盟国在德国攫取了大量的战争赔款，苏联也对民主德国实施了同样的政策。这一计划起源于同盟国间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德国人不仅要为在希特勒时期挑起二战负责（这种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必须要为在恺撒·威廉大帝二世时期引发一战负责（这一观点则饱受争议），允许德国重新进行工业化将可能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

随着冷战的进展，西方盟国改变了主意，因为它们逐渐意识到，有可能带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真正风险来自苏联而不是德国。正如我在第四章中解释美国对智利的政策时提到的，这种恐惧构成了二战后数十年间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主要动机。那些早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欧国家纷纷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苏联成功研发了原子弹和氢弹，并在1948—1949年试图封锁西方盟国在柏林的飞地，某些西欧民主国家（尤其是意大利）也出现了强劲的共产主义势力，以上种种都预示着，在西欧，冷战很可能会升级为下一场世界大战。1961年，我正打算在德国居住一段时间，我的父亲十分严肃地劝告我，一旦欧洲出现了危险的征兆，我要随时准备好逃往瑞士的临时避难场所。

从这一层面来看，地处欧洲中心腹地、毗邻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德国对西欧的自由来说至关重要。西方盟国需要联邦德国再次变得强大，成为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一座堡垒。除此之外，西方盟国想让联邦德国变强大还有其他的动机，包括尽量防止一个脆弱且失意的联邦德国再度堕入政治极端主义（正如一战后发生的那样），减轻西方盟国为养活及扶持一个虚弱的联邦德国所需的经济成本。

1945年之后，西方盟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形成这种观念，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在1948年，美国开始将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延伸至联邦德国，早在1947年美国已经在其他西欧国家实施该项计划。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将疲软且持续通胀的货币替换为联邦德国马克。当西方盟国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为一体化的联邦德国时，它们保留了对联邦德国立法的否决权。然而，联邦德国的首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聪明地利用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势力崛起的担忧，使盟国默许联邦德国获得越来越多的主权。阿登纳的财政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将改良后的自由市场政策制度化，并且充分利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使联邦德国的经济复苏格外成功。后来，联邦德国的这场经济复苏被称为“经济奇迹”。联邦德国废除了定量配给制，工业产出急剧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买得起汽车和房子的梦想变为现实。

当我从英国搬到联邦德国的时候，联邦德国给人的感觉比英国要更加繁荣和舒适。我的英国朋友经常会苦涩地谈起这一饱含讽刺意味的现实：二战中被打败的是德国，赢家是英国，然而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却是联邦德国而非英国。在政治领域，到1955年，联邦德国重新获得了主权，被盟国分区占领的时代终结。在西方盟国为打败和解除德国的武装而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开始重新武装自己，重建了军队——这并不是出于联邦德国自己的意愿，甚至与联邦德国国会的投票意见相左，而是出于西方的要求（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此以来，联邦德国便和西方盟国一起承担起西欧防务的重担。对比1945年时，这件事代表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对德政策方面最令人震惊的转变。

联邦德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劳工关系相对良好，罢工运动不甚频繁，就业市场较有弹性。雇主和雇员之间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战略性共识——雇员不罢工，则商业继续繁荣，那么雇主就能够和雇员分享商业繁荣带来的好处。德国产业的发展建立在学徒制之上，这种制度已延续至今，年轻人成为公司的学徒，在公司学习工作所需的技巧，与此同时，公司会支付给他们薪水。学徒期结束之后，他们将在该公司正式入职。今天，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人的自我审判

在二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在纽伦堡以战争罪为名处决了24名幸存的纳粹主要领导者。有1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职衔最高的两人分别是德国外交部前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前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后者在计划行刑的前夜服毒自杀）。有7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或终身监禁。纽伦堡法庭还对众多低级别的纳粹犯人做出短期监禁的判决。盟国还要求对更多的德国人进行“去纳粹化”改造，包括审查他们的纳粹历史，并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但纽伦堡审判和“去纳粹化”改造并未解决德国人的纳粹遗留问题。仍有数百万底层的德国人昔日曾身为纳粹分子或曾听从纳粹分子的指示，可他们未被审判。由于此次审判是由盟国而非德国主导，那些要为德国的行为负起责任的德国民众并未被审判。在德国国内，这些审判被视为“胜利者的正义”：不过是胜利的一方对被击败的一方展开的报复而已。联邦德国自己的司法体系也实施了判决，但是这些判决的范畴从一开始就极为局限。

无论是盟国还是德国人自己，要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战后德国政府均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即需要配备有经验的官员。可是，在1945年，大部分具备政府工作经验的德国人都曾供职于纳粹政府，这便意味着二战后所有适合担任德国政府官员（包括法官）的人都曾是纳粹政府的一员，或者至少曾和纳粹分子合作过。唯一例外的是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纳粹分子送进集中营的德国人，而这些人没有机会习得政府治理的技巧。例如，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第一位总理是康拉德·阿登纳，他在任职科隆市市长之时便被纳粹分子驱逐，没有成为纳粹分子。就任总理后，阿登纳实行了“特赦和融合”政策，其实这就是一种委婉说法，指的是对德国民众在纳粹时期的那段历史不再追究。相反，德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当前要务上，那就是解决上千万名食不果腹且无家可归的德国人的温饱问题和住房问题，重建被炸毁的德国城市，重振一落千丈的经济，以及在结束长达12年的纳粹统治后重新建立民主政府。

最终，大部分德国人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纳粹的罪行应归咎于一小部分邪恶的领导者，广大的德国群众是无辜的，那些曾经英勇对抗苏联军队的德国普通士兵没有罪，而且截至此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纳粹罪行的进一步调查也应该截止了。联邦德国政府无法进一步审判纳粹罪犯的更深层原因是，二战后该国很多政府检察官本身就是前纳粹分子。比如，在联邦德国设立的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的47名官员中，有33名曾是纳粹狂热组织党卫军的成员，联邦德国情报部门的许多成员也曾属于这个组织。1961年，我住在德国期间，曾偶然听到一些老人为纳粹辩驳，他们曾在三四十岁时亲历了那个时代。因为我和他们的关系处得不错，他们在私下与我谈论了这些话题。例如，我曾和一位女音乐家一起弹奏大提琴和钢琴鸣奏曲，她的丈夫曾跟我说，几百万犹太人被灭族这个说法在数学上根本说不通，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另外一名年长的德国人后来为我播放了一段希特勒演讲的录音，她在聆听之时充满了愉悦与欢乐。

1958年，联邦德国各州的司法部部长终于设立了中央办公处，开始集中调查并审判那些发生在联邦德国境内和境外的纳粹犯罪案件。其中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弗里茨·鲍尔的犹太裔德国律师，他曾是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成员，1935年被迫从德国逃往丹麦。1949年回到联邦德国后，他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这些案件。弗里茨·鲍尔从1956年开始担任联邦德国黑森州的首席检察官，直到1969年离世。弗里茨·鲍尔在职业生涯中坚守的一项中心原则是，德国人应当对自己进行审判。这意味着要审判普通的德国民众，而不仅仅是审判那些已经被盟国处决的纳粹领导者。

鲍尔在后来被德国人称作“奥斯威辛大审判”的庭审中一举成名，在审判期间，他起诉了那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最大的灭绝营）中相对活跃的基层德国纳粹分子。那些被鲍尔起诉的奥斯威辛工作人员属于底层工作人员，比如寄衣室经理、药剂师和医生。接着，他还对以下人群提起诉讼：纳粹政府的基层警官，曾经对犹太人和反对纳粹的领导者做出不当裁决或是下令对他们执行死刑的德国法官，曾经迫害过犹太商人的纳粹分子，参与执行安乐死的医生、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德国对外办事处的官员，以及在东部前线犯下暴行的德国士兵。对最后这类人的审判最让德国人感到不适，因为大部分德国人一直坚信，只有诸如党卫军之流的纳粹狂热团体才会犯下如此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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