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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圣地亚哥 经济奇迹之后的极度不平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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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圣地亚哥：经济奇迹之后的极度不平等

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根据政策和计划的意图而不是结果来评判它们。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5年

繁荣的经济

山顶和底层的建筑群

若想欣赏圣地亚哥的景色，那么十八山附近是独一无二的。十八山在当地常被写成“Cerro-18”，它地处一个小郊区，看起来像里约热内卢周边山上著名的贫民窟。沿着这座陡峭的山向上是临时搭建的五颜六色的房屋，看上去仿佛是一个接一个地堆叠在一起的。往返于山坡上的居民点和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停在了半山腰，向上还有一段需要攀登的狭窄楼梯，蜿蜒盘旋在民居之间。攀登令人感到筋疲力尽，但也非常值得，因为你可以看到铁皮小屋如何融入邻近的拉德赫干净的方形街区。拉德赫是为新富阶层建造的郊区，再往前走就是维塔库拉和拉斯孔德斯绿树成荫的花园，这也是智利老牌精英阶层在城市的住所。作为坐落在财富中心的棚户区，“Cerro-18”为这个世界上经济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的首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这些山坡上的居民区并不是贫民窟。屋顶是铁皮的，但墙壁通常是砖做的，有些房屋很大，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房屋因为建在丘陵地带而无法进行商业开发，所以每座住宅都是独一无二的，挤占了闲置的空间。建筑物在山顶上消失了，让位给一个被用作足球场的废弃场地，几个当地人还在上面建了一个临时车库，在那里对一辆不起眼的雷诺克里奥汽车进行了升级，为其加上了闪亮的轮圈和粗大的排气管。山的另一侧太陡了，不适合修建房屋、踢足球或改装汽车，所以这里只有灌木和碎石，43岁的失业建筑工人克里斯蒂安·阿拉韦哈拉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麻袋在这里走着。

阿拉韦哈拉先生靠捡易拉罐为生，十八山的山顶是个再适合不过的地方了。除了进行汽车保养和球类运动外，当地人还用这个地方倾倒垃圾，所以有很多垃圾可以捡拾。圣地亚哥最富裕地区的优美景色吸引了点篝火和喝酒的青少年，阿拉韦哈拉时常到这里散步，这次他中了一个小彩头——一个装着五六个空啤酒罐的蓝色塑料袋。他用脚将罐子踩扁并放进麻袋里，他说每千克易拉罐可以卖300比索（约合45美分），他计划今天收集6千克，这足够买一些食物了，而且足够支付一次公交车费用去看望他在普罗维登西亚医院的年迈母亲，医院位于离这里45分钟车程的郊区。他稳步走着，麻袋也快装满了，此时正值中午，气温高达31摄氏度，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每个易拉罐只有15克重，所以他需要收集400个才能完成他今天的目标。天气酷热难耐，他的指甲脱落了，指尖也肿得厉害。

正如秋田和塔林一样，圣地亚哥也是一个极端的经济体，它为未来打开了一扇窗户。到目前为止，圣地亚哥是智利最大的经济中心：人口规模达到520万人，占智利总人口的13，是第二大城市（安托法加斯塔）的10倍，圣地亚哥的经济产出几乎占到了智利的一半。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阿根廷的一半。而如今智利人均国民收入已接近1.4万美元，是拉丁美洲最高的国家，与希腊和葡萄牙相差不远。智利因其在经济增长方面杰出的表现，在2010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是南美第洲一个正式从“新兴经济体”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国家。随之而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贫困的消除，意味着智利被视为“经济奇迹”，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更是将其奉为发展的典范，要求其他国家复制“智利模式”。

智利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导致了极端不平等，这只是成功故事中的一段小插曲。智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年轻、表现最好的成员，也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最不平等的经济体，国民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通用指标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智利的这一数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0%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近50%（见图9.1）。此后，这一比例又小幅上升，这意味着剩余90%的智利人，享有的国民收入不到总量的一半。

图9.1智利收入前10%的人的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2018）。

如今，圣地亚哥所走的道路正在成为最受欢迎的发展道路——快速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的急速加剧。智利的不平等程度也迅速成为全球常态。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13以上，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经济快速的增长，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从邻国秘鲁的利马，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再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些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正在成为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地方。未来经济会像秋田那样老龄化，像塔林那样数字化，以及像圣地亚哥那样不平等。

我在圣地亚哥见过城市收入水平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以及这一极端经济模式下富有争议的政策制定者。智利的经济模式得到了赞扬，其他国家竞相效仿，于是我想了解智利的普通民众对国家发展的看法：如果经济增长能消除贫困，那么不平等真的重要吗？如果确实重要，那么就像秋田和塔林一样，在这个全球趋势的最前沿，是否存在乐观的理由、后退的迹象、合作与韧性？

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男孩的崛起

罗尔夫·卢德斯说：“当时我们认为不平等最终会消失。”他坐在拉斯孔德斯的公寓里，回想着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至今仍在智利重复着。圣地亚哥有32个区，拉斯孔德斯是其中最豪华的一个，马路对面是一个独家高尔夫俱乐部，埃尔高尔夫地铁站附近街道两旁是大使馆，草坪郁郁葱葱。现年83岁的卢德斯先生穿着一件开领衬衫和一件简单的灰色羊毛衫，他这几年来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他座位周围都是早年国际旅行时带回来的精美艺术品、小雕像和地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年轻的卢德斯掌管着智利的经济大权，同时掌管着财政部和经济部。他也是负责这项独特经济实验的小组成员之一。

智利的实验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一项政策。美国总统描述了他对战争的憎恨，并承诺他的国家将保持中立，不再试图军事干预美洲大陆的邻国事务。从此之后，美国对邻国施加影响的尝试变得更加温和与微妙。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开始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资金，与它们分享技术熟练的专家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一政策被称为“技术援助”。国际合作社联盟的资助意味着美国专家参与了整个大洲的项目，从帮助厄瓜多尔香蕉种植者使用新杀虫剂的试验，到帮助萨尔瓦多改善卫生条件的举措，以及数百个其他项目，其中包括秘鲁的大豆种植、洪都拉斯的治安管理、危地马拉的教师培训等。

另一个项目旨在提高智利大学的教学质量。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1955年，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签署了一项由国际合作社联盟赞助的技术援助协议。按照项目计划，智利的博士研究生将去芝加哥学习两年经济学，之后回到圣地亚哥任教。这种学生交流有助于提高智利的经济学水平，并有助于智利的老师和学生远离除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意识形态。最终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些温和的目标，在智利被普遍称为“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交换生，最终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米尔顿和阿利托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混合教学模式在智利学生来之前就已经闻名遐迩了，这一体系有着自己的方法、态度和兴趣，因此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思维。由于在方法论上非常严谨，并致力于用数据来检验理论，芝加哥经济学派得出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论断。他们的分析使他们相信，市场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并对政客和国家保持了警惕。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花掉一美元的最佳人选是挣得这一美元的人，而国家的支出来自榨干工人口袋和企业家钱袋所得的税收，因此，芝加哥经济学派认为，政府应该是小规模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应该是受到限制的。

芝加哥经济学派有两位学者对交换生和智利产生了卓越的影响。其中之一是米尔顿·弗里德曼，20世纪50年代中期，40多岁的弗里德曼10年来一直是经济系的领军人物。所有的智利交换生都上过他的课，他很受人尊敬和喜欢，但也很冷漠可怕。弗里德曼是卢德斯的论文导师，在卢德斯的印象中，弗里德曼的授课内容非常清晰，他通常会用简单的日常故事来讲解复杂的理论。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阿诺德·哈伯格，他和弗里德曼一样对实际的经济问题——从对垄断的监管到对公司的征税——感兴趣。哈伯格后来被称为“阿利托”，也是“芝加哥男孩”的日常顾问、养父和酒友。

第一批芝加哥交换生于1958年返回圣地亚哥。这些回来的交换生满脑子都是想法和计划，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因设置了高难度的考题而出名，但智利的同事和学生却无法达到他们在美国所学到的严格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芝加哥男孩”的人数开始增加，大多数人回到学术界和智库工作。就像其所宣称的目标一样，教育交流开始取得成效，圣地亚哥的经济学现在变得更加严谨。但这都是学术界的事，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芝加哥男孩”对智利民众的现实影响几乎为零。

第一次试验

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62岁的左翼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以微弱的优势当选智利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阿连德认为自己延续了智利的自由主义传统，在1972年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他承诺智利将会是一个“对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无限包容”的国家。他还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诺出台有助于改善蓝领工人和农民生活的经济政策。为了实现依靠自由市场无法实现的公平，国家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比如将工业国有化，并将农田“集体化”。

阿连德兑现了这一宣言。他在当选后不久，就将两家美国的铜矿以及智利电话公司的资产无偿收归国有。政府接管了金融系统，在1971年底收购了所有的外资银行，并控制了90%的国内信贷供给。在20世纪30年代，被遗忘已久的法律漏洞被用来迫使企业家出售他们的公司，最终政府直接控制了40%的产业。任何超过80公顷的农场都可以由政府按其选择的价格进行收购，超过5800个大型庄园的1000万公顷的农场（约占智利农田面积的60%）都是以这种方式被征用的。阿连德提高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控制了物价，通过国家的观察员——供应和价格委员会来确保没有任何商店偏离政府设定的价格。

政府对企业、市场、价格和产出的控制，都与“芝加哥男孩”接受的教育背道而驰。这些政策最初在智利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很受欢迎。政府启动了一个庞大的房屋建设项目，导致政府开支增加了13。1971年智利经济的增长率从3.6%跃升至8%，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由于价格控制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大幅下降，同时，工人的购买力在一年内提高了22%。智利的增长型经济也更加公平，低收入工人强制性工资的涨幅为56%，高于智利专业人士23%的涨幅（依然是慷慨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在缩小，收入不平等也在减轻。仅仅一年，阿连德的承诺似乎正在奏效。

但这种经济方式所取得的成功，应该用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来衡量，阿连德所带来的短期经济繁荣带有人为的色彩，也是不可持续的。房屋建筑和公共部门的疯狂支出，意味着财政赤字从1970年的3%飙升至1973年的30%以上。由于无力支付飞涨的工资，企业开始减产，而罢工则意味着许多工厂停产。经济开始萎缩，失业率也在上升，阿连德遭遇了与20世纪70年代金沙萨蒙博托的经济计划一样的结局——在全球冲击下化为泡影，国际铜价的暴跌导致智利出口收入减少，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每年25%左右是正常的），随着央行印发钞票支持阿连德政府的支出，1972年通货膨胀率上升至250%，1973年升至650%以上。由于物价上涨快于工资增长，智利工人的购买力在1973年下降了近40%。随着非法商贩在黑市上出售商品，非正规经济开始兴起，政府因此宣布了一项禁止销售30种主要食品的计划。油、米、糖、肉等将完全退出市场经济，由政府根据家庭需要直接提供，而不是根据收入来提供。

由于物价上涨的速度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智利人变得越来越穷。政府承诺提供的大米和石油几乎没有缓解工人的担忧，1973年初发生了一场大罢工。与此同时，一场有组织的报纸运动批评了阿连德和他的经济政策。解密文件显示，部分资金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智利的动乱开始加剧，6月发生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军队用坦克包围了总统官邸摩德纳。虽然这个计划失败了，但智利空军于1973年9月11日轰炸了总统府，军队冲进了官邸。萨尔瓦多·阿连德用一把AK-47机关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把枪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他的礼物。就在同一天，军队首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政府开始掌权。至此，智利短暂的经济试验结束了，一个极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这一阶段将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

在城市里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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