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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讼师唆讼之道叹为观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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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蓝公案》看清代唆讼之风

《蓝公案》注释标题参见安遇时、蓝鼎元等编撰：《名臣问案牍》，重庆出版社2008版。原名《蓝公案奇案》，又名《鹿洲公案》《公案偶记》，是作者蓝鼎元根据自己在清朝雍正年间出任广东普宁、潮阳县县令时，断案折狱经历所记的笔记而编撰的一部文言体公案题材短篇小说集。全书记录的二十四则案例，因是作者亲历而具有一般公案小说所不具备的史料性、真实性，对研究清代司法制度和刑狱状况有着直接而生动的参考价值。

第一节讼师唆讼之道叹为观止

在《蓝公案》二十四则案例中，涉及讼师恶意唆讼、谋讼的占相当比例，而其手段甚至令官府也无可奈何。这只是广东相对偏远一隅县域的情状，由此可以想见其他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兴讼状况。

一、讼师互通共谋案

《蓝公案》第二则《三宄盗尸》，讲的是潮州县民王士毅到县衙告状：自己的弟弟阿雄随母亲改嫁到普宁县民陈天万为妾，结果陈天万正妻出于嫉妒，毒死了阿雄。王士毅还出具了“诬告反坐的甘结”，似乎证据凿凿。

结果蓝公前往勘验，发现尸体不见了。审讯了十余证人，都说不知道尸体埋在哪。阿雄病死时也没见到其亲哥哥王士毅来见一面。蓝公审看了陈天万及其患有大腹病的妻子，心里明白非陈妻所为。于是现场审讯王士毅，“夹讯之”才招供出了真相。原来王士毅与陈天万因祖屋问题有仇隙，王士毅遂私下找了讼师王爵亭、老讼师陈伟度三人密谋，雇了乞丐夜里发掘坟墓，盗出阿雄尸体，并诬告陈天万妻毒杀阿雄，希望通过打官司“和息”，以此骗一大笔赔偿，借以发财致富。

此案破案过程没有什么悬念，原来阿雄是得了痢疾，病了两个月后死的，并非被人毒害。倒是判罚予人省思：“或劝余将此案通详，则官声大震。余曰：‘普邑当连年荒歉之后，吾莅兹月余，地方未有起色。三宄之罪，固不容诛；通详解省，牵累多人。吾不忍沽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将王士毅、王爵亭、陈伟度各予满杖，制木牌一方，大书其事，命乡民传擎偕行，枷号四乡周游示众。普人快之。”

此处判决，蓝公自己承认，如果上报朝廷，自己官声大震，但押解到省里，会牵累一大批人。蓝公出于当地荒年、安抚地方的考虑，只是施以杖刑，枷号游街而已。显然，这种自作主张的判罚，是违法的。但出于地方维稳考虑，地方官自我决断，并未受处分，反而受到了朝廷的肯定，从一个方面也说明，朝廷实施刑法律令，目的是保一方安宁，以防民变。这个目的达到了，是否严格按律处置，倒在其次。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司法出发点。

仔细品味此案，重点是三人共谋诬告良人。其中，又有雇人“发眆”盗墓偷尸的重罪，还有职业讼师———王爵亭及老讼师陈伟度如何教唆词讼的反覆共谋的曲折故事。此则案例比较完好地呈现了讼师王爵亭供称的三人如何谋划、老讼师陈伟度如何献计的具体方案。王爵亭指着陈伟度说：“汝我三人，在乌石寨门楼中商谋此举，汝授杨令公盗骨故事，教我等偷尸越境。一则不忧检验无伤；二则隔属不愁败露；三则被告者惧罪灭尸似实，陈天万弟兄妻妾，乡保邻里，皆当以次受刑，夹拶糜烂；四则尸骸不出，问官亦无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后，开门纳赂，听其和息，莫敢不从，致富成家，在此一举；五则和息之后，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尸终久不出，我等亦无后患。迨偷尸更埋之后，三人欢欣痛饮，共称奇计，谓神不知鬼不觉，虽包龙图复生，不能审出真伪。”

这段供述很好地披露了老讼师的精明算计，如何规避大清法律制裁的谋划：比如，一则找不到尸首无从检验毒伤。二则将尸体偷出移到邻县埋了，还涉及属地不同，不容易败露。再则被告人和乡邻证人害怕，又要受到夹刑；审官找不到尸体，无从结案。最后结果只能是“和息”了事，三人拿到和息的赔偿，“致富成家”。

看似考虑周密，但却过于自信，因为凡是负点责任的提审官都会以尸骸为核心找到证据。而蓝公略施小计，让王士毅承认自己雇人移尸，但支支吾吾不供出讼师姓名。蓝公假意审结此案，却密派差人访查王士毅从潮州到普宁时住宿客店的同宿之人，由此抓获了讼师王爵亭。又给王爵亭纸笔让其写供词，比照原告的状词，发现也是出自王爵亭之手，由此，再供出了陈伟度。整个案情于是真相大白。

品析：

此案虽属边地潮州和普宁，但讼师唆讼如此，可见清康、雍年间，不良讼师猖獗、活跃的程度。从《唐律疏议》《宋刑统》再到《大明律》《大清律例》，可以看到讼师开始出现并活跃的轨迹。唐、宋讼师已经出现并开始活跃，到了明、清则完全成为一种职业现象。有的起到了帮助民众维护自身权益、代撰诉状文书的作用；也有的专为官府提供法律参谋、撰写判词文书等服务而演变为师爷、幕府的角色。但也有相当一批成了专事词讼，以此挑事、好事、谋事之徒，扰乱了地方的司法制度与社会治安。《大明律》即在卷第二十二“刑律五”之“诉讼”中，单列了“教唆词讼”条。而到了《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之“诉讼”中，不仅完全继承了《大明律》此条内容，而且还又增补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六条条例：

如，“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赴京，及赴督抚并按察司官处，各奏告强盗、人命重罪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俱问发边卫充军”。

“凡将本状用财雇寄与人赴京奏诉者，并受雇、受寄之人，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赃重者，从重论。其在京匠役人等，并各处因事至京人员，将原籍词讼因便奏告者，各问罪，原词立案不行。”

上述两条侧重在教唆词讼赴京诬告，所以处罚尤重，发边充军。可见古代封建王朝更重视流民聚集京城闹事、唆讼。

为了防止讼师借代人书写诉状之机，教唆生事，朝廷干脆考虑自己培训代人写状之人，以绝“体制外”讼师的饭碗。如规定：“内外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考取代书。凡有呈状，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誊写，呈后登记代书姓名，该衙门验明，方许收受。如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照律治罪。”这一规定堪称严格，也算是一种可行的治理办法。

另外，就是被讼师蛊惑受雇诬告之人，也有相应惩处条例。“凡雇人诬告者，除受雇之人仍照律治罪外；其雇人诬告之人，照设计教诱人犯法律，与犯法人同罪。”这是对雇者和受雇者同时惩处的双管齐下的办法。

再如，对如何治理教唆词讼者，《大清律例》也作了更有效的追踪掌控，其中一招就是对地方官进行追责。如规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地方官对及时摸查教唆词讼的讼师负有属地管理的责任。如果不知道被上司访查出来，就要被交部议处，这是相当严重的惩处了。

上述条例基本涵盖了教唆词讼，以及讼师胡作非为、教诱他人生事滋事的可能情况及其惩处办法。可见，在清代，朝廷对教唆词讼的讼师痛恶到何种程度。

而在本案中，王士毅、陈伟度的所谋所为也的确令人发指。蓝公将其施以杖刑，并枷号游街四乡，也可谓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故而“普人快之”。

二、讼师与官府书吏、恶棍、奸保串通唆讼勒财案

《蓝公案》第七则《龙湫埔奇货》，将讼师串通各不法之徒集体勒索之事，叙述得环环相扣，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话说龙湫埔溪畔泥窟中发现一具死尸，据说是窃贼王元吉的。结果一帮好事者找到贼弟王煌立，到官府状告白墓洋杨姓一帮人杀死了自己的兄弟。

蓝公仔细批阅状子，发现了其中的端倪。判断王煌立一定有陪同而来的地保，果不其然发现保正许元贵，并将其提审到案。许元贵以为事情败露，很快就招供出了幕后的指使者李阿柳———原来是普宁县衙门被革职辞退的工房书吏。

通过审讯李阿柳，又供出了同谋的讼师萧邦棉、恶棍张阿束，以及蓝公衙门案前承办刑书的郑阿二。

蓝公当场审讯郑阿二，由此知道了整个诉案的由来内情：李阿柳在普宁县屡次惹事上身，躲避到潮州，与萧邦棉、曹阿左等人臭味相投混在一起。

后来听曹阿左说窃贼王元吉死了，因之前与白墓洋的杨如杰发生过口角，听说杨家挺有钱，于是几个人就找到了王元吉之弟王煌立，让王煌立去栽赃杨家。但王煌立表示为难，因为家贫没钱打官司。萧邦棉就给了王煌立二百钱，又让李阿柳代书状词，将杨鸣高、杨如杰等十几人罗织在诉状内。然后让曹阿左找到保正许元贵出面，去白墓洋告诉杨家，撮合双方，“事可和息，须费银八十两”。

同时，又让蓝公案前的刑书书吏郑阿二从中说合，被诸位杨氏拒绝。过了几日，又让恶棍张阿束，以及书吏郑阿二、李阿柳轮番吓索。从八十两到四十两、二十两，最后到十两。眼看要和息了，结果还是杨如杰的母亲吴氏认为既没有殴杀王元吉，家里又贫寡，最后只得以“藉尸勒诈”名义告到官府。此案经蓝公审讯，才曝光了这样一起官府书吏与讼师、恶棍、地保内外勾结，唆讼勒财的令人发指的大案。

蓝公由此写道：“此案之兴，实由此一班讼师、宄棍、奸保、蠹书傍风生事所为。”所有涉案欺诈勒索之人都被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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