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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1页）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ot;原罪&ot;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第142节：我的心是一面镜子（10）

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ot;拔白旗&ot;。&ot;白&ot;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ot;红&ot;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ot;资产阶级教授&ot;，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ot;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ot;，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捡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捡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ot;废铁&ot;，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ot;卫星&ot;。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48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ot;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ot;，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ot;思想没有解放&ot;的&ot;胆小鬼&ot;，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ot;自然灾害&ot;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5年的饿，&ot;曾经沧海难为水&ot;，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ot;左&ot;到不能再&ot;左&ot;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ot;左&ot;。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一个彭德怀。他上了&ot;万言书&ot;，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ot;左&ot;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ot;运动健将&ot;，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ot;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ot;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ot;反动思想&ot;：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ot;统治&ot;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ot;文化大革命&ot;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31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第143节：我的心是一面镜子（11）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ot;文化大革命&ot;的钟声。所谓&ot;三家村&ot;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ot;高足&ot;牢记在心。后来在&ot;文革&ot;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ot;打&ot;成了&ot;三家村&ot;的小伙计。

我于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参加&ot;文化大革命&ot;。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ot;资产阶级学术权威&ot;。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虽不敢以&ot;学术权威&ot;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我则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尽管运动来势迅猛，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后来，北大成立了&ot;革命委员会&ot;，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一张&ot;马列主义大字报&ot;的&ot;老佛爷&ot;。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ot;取经&ot;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ot;老佛爷&ot;这一派叫&ot;新北大公社&ot;，是执掌大权的&ot;当权派&ot;。它的对立面叫&ot;井冈山&ot;，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都搞打、砸、抢，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号召：&ot;革命无罪，造反有理。&ot;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我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我现在无异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

这种变态在&ot;文化大革命&ot;又出现过一次。

在&ot;老佛爷&ot;仗着后台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至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兽性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什么人的&ot;革命路线&ot;。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又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里写过：&ot;为了保卫什么人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ot;这完全是真诚的，半点虚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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