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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

第六章共和之路三错失良机

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民国时期&ot;反复辟&ot;斗争的口号，也是&ot;保卫共和&ot;。这可谓当时许多精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袁世凯是不知道的。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在他看来，所谓&ot;革命&ot;，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ot;禅让&ot;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为此，他曾于1894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ot;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ot;（1897年孙中山与《伦敦蒙难记》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比如&ot;兴中会&ot;誓词中&ot;驱逐鞑虏，恢复中华&ot;云云，便与共和精神相左，也与&ot;创立合众政府&ot;的主张相悖。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ot;驱逐鞑虏&ot;？可见也有问题。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不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ot;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ot;。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

可惜，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宋教仁。更可惜的是，&ot;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ot;（骆驼刺《重读宋教仁》），站起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正所谓&ot;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ot;。皖系和直系打，直系和奉系打，中央和地方打，南方和北方打。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走到哪里，就用苛捐杂税把那里的老百姓盘剥敲诈得精光（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所谓&ot;洒向人间都是怨&ot;（毛泽东《清平乐&iddot;蒋桂战争》）。

于是，重归统一，就成了时代的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必须。1923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八个军约十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这当然是一件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历程却注定是艰难曲折。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ot;民国&ot;变成了&ot;战国&ot;；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ot;民国&ot;变成了&ot;党国&ot;。1927年，蒋介石宣布进入&ot;民国建立三阶段&ot;（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ot;训政时期&ot;。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明确规定&ot;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ot;。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年，国民会议又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再次肯定了由国民党&ot;代行&ot;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于是，孙中山&ot;以党建国&ot;、&ot;以党治国&ot;、&ot;党在国上&ot;的思想就变成了法律规定，民国也被&ot;法定&ot;为党国。

实际上，&ot;训政时期&ot;的民国不仅是&ot;党国&ot;，而且是&ot;军国&ot;。因为国民政府也好，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也好，都要受军委会钳制。军委会即军事委员会，原本是国民政府的直属部门。1937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率之权，同时还授权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俨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于军委会的委员长，我们知道，一直就是蒋介石。而且，他也曾担任过国府主席（1928年），兼任过行政院长（1930年）。显然，这位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柱石和灵魂；他的党国和军国，则无妨看作一个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的&ot;后帝国&ot;，一个由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们通常称之为&ot;蒋家王朝&ot;。尽管这个王朝实际上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他们手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不等于就没有帝国遗风和王朝气息。实际上，当国民党像对待&ot;先帝&ot;或&ot;太祖&ot;一样，将孙中山奉为&ot;国父&ot;时，这些意思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如此看来，共和绝非易事。更何况，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

第一次是&ot;东南互保&ot;。

1900年5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危迫京城，朝廷号令各省驻军进京&ot;勤王&ot;。然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癸、铁路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等疆臣互通声气，声称廷谕为&ot;矫诏&ot;，拒不从命。不但不从命，相反，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相约&ot;互不侵犯&ot;，公然置清廷生死于不顾。更有甚者，张之洞等人还暗中策划，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东南诸督抚就共推李鸿章出任中国&ot;总统&ot;以主持大局。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ot;东南互保&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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