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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我们不会吝惜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支持，但我们要将这种态度与对历史正确方向的判断区分开来。大顺政权以其实践表明，在最好情形下，它对历史的贡献将仅仅是王朝的周期性更迭。那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以对奴役者的反抗始，而以更换新的奴役者终。这样的结局，感伤者目为悲剧，而理性地看，当历史仍处于旧格局、按照老的轨迹运行时，完全是意料之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事情。所谓&ldo;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do;，兴与亡，不过是同质权力的易手、交割。只要权力终点仍是&ldo;龙床&rdo;，坐于其上的姓朱姓李、姓王姓张，于历史又有什么分别？就此言，李自成&ldo;成&rdo;也好&ldo;败&rdo;也罢，我们都不宜自作多情，轻易为之欣悦或喟叹，除非我们确实从历史整体明了其成败的意义。

历史是复杂的，它的道理，没法简单到&ldo;一部阶级斗争史&rdo;那样，只须做二元的判断。以明末来论，虽然大规模农民起义确是激烈社会矛盾的反映，但当时中国历史的主脑、主线是否就在这里，却需要给以整体的考量。我们对问题分量的估衡，不能以动静大、表现方式火爆为标志。依我们所知，明末农民大起义，李自成也罢，张献忠也罢，从结果看并没有提出、形成新的问题，从起因看也主要出于饥饿、灾荒、重赋等。这些内容与诉求不容漠视，揭示了社会的极大不公与黑暗；但放到历史整体中看，毕竟是已知历史的重复，不独明末农民起义来自于此，过去千百年农民起义也都来自于此。所以我们一面将寄予巨大同情，另一面，从理性角度不得不说，既然一件事所触及的只是旧问题，那么它形成的结果也自然越不出以往的层面。说得更加透彻些，如果中国历史已经面临什么新课题，以明末农民起义的客观水准看，是不能指望由它去负载、处理和解决的。实际上，明末的现实恰恰如此。虽然从李自成、张献忠那里我们找不到新的历史轨迹，但这样的轨迹在中国的确已经出现。证据有三：一、晚明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有新的突出变化；二、以乡绅力量的成长为背景，出现了社会再组织情形和新的社区政治萌芽，隐约有使君主集权耗散的趋势，甚至在局地事态中与之颉颃；三、精神思想和文化上，明确提出了君权批判，要求权力、利益重新分配，并尝试构想和描述新的社会图景和正确的伦理。纵览帝制以来中国史，不难鉴辨这三条都是带革命性的新的历史元素，它们应该寓示着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有大的转折和突破。

明末所以出现这样的转折和突破，得益于两点，一是社会历史本身的水到渠成，二是精神思想和文化达到了相应高度。

关于前者，我们可通过唐宋以来中国技术文明的进化、商品的发展、城市的数量增长和形态变化去了解，更可注意明朝工商繁盛、出现雇佣劳动、大规模海外贸易、金融货币影响加重、资本开始集中，以及在资本和技术支撑下生产益趋专业化竞争，以至初步有行业垄断苗头等现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志》说，嘉靖、隆庆间，长江中下游已现&ldo;末富居多，本富益少&rdo;[13]之状。古时，农为本、工商为末；&ldo;本富&rdo;是以农而富，&ldo;末富&rdo;则属于因工商致富。这种财富来源或经济成分的变化，当然楬橥着中国的一种质变。而各地区缘其资源、技术优势，开始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布局，例如布匹生产，通常在松江纺织，再运到芜湖染色，原因是两地在不同生产环节和技术方面各擅所长、优势明显。说到行业垄断苗头，可举徽州为例：当时，徽州的生产者无疑已执了中国文化产业之牛耳，从文化用品（笔墨纸砚）到图书出版，绝无他处能撄其锋，《桃花扇》写到的蔡益所，大概便是这样一位；他登台时，夸耀自己的书肆：&ldo;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rdo;[14]我们熟知的《千字文》《百家姓》并&ldo;三言&rdo;、&ldo;二拍&rdo;这样一些最风行的古代出版物，都是徽州出版家的产品，由他们编纂、刻印而推出问世。此外，由著名的&ldo;白银现象&rdo;，可知资本元素在明代之突兀。按照弗兰克的研究，当时全球的白银泰半涌入中国，中国乃是&ldo;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lso;秘窖&rso;&rdo;[15]。世界史上昔日的白银时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存在与支撑，正如以后美元时代与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商品经济之发达，其又一证据是它所拥有的几座超大城市，&ldo;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rdo;，而广州与邻近的佛山有一百五十万居民，这&ldo;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rdo;[16]。城市规模取决于城市内容，在以军事、政治为主导的古典型城市那里，既不需要在空间和人口上有大的扩展，事实上也难以负担这种扩展，只有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超大规模的城市才有其必要。

明代经济和社会具转型意义的变化及表现甚多，学界也有充分的专业性讨论，兹难尽述。总之，我们从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到了明末，中国历史已至新旧交替的关口。它一面为旧矛盾所困（即农民起义所反映的），一面涌出全新的问题和现象。而从前瞻角度看，后者更重要、更具时代特色。代表历史深远去向、直指今天的，不是农民起义军，不是李自成、张献忠，而是社会经济、技术、生产方式的演进所提出来的历史变革要求。这才是真正有延展性的方向，尤当我们幸运地站在五百年后，更是一目了然看见它穿越时空而来。反观在四川以屠戮为乐的张献忠，抑或进入北京后终不能克制对于&ldo;子女玉帛&rdo;兴趣的大顺军，我们无疑找不到这样的线索和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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