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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黄裳先生的交往榆下夕拾代序（第2页）

四月二十九日黄先生日记中所记的赠我的《河里子集》系散文和杂文合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初版，为黄先生晚年所出集子中开本最小的一种。那天下午又“谈至五时许去”，可见黄先生又一次谈兴甚浓。

一九八六年

七月廿二日：“寄俞平伯、锺叔河、陈子善信，为编知堂集外文事。”

八月七日：“下午陈子善来，长谈，商编印知堂集外文事。又知海外文坛诸事。孔罗荪刘白羽等在巴黎与海外学人争论梁实秋评价事。又说柯灵近撰一文论梁实秋，将在港报发表云。”

从这两段日记可知，至少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之前，已有编辑知堂集外文之议。此事是锺叔河先生提议的。锺先生嘱我参与，更希望得到俞平伯先生和黄先生的指点及帮助。一定是锺先生或我先向黄先生提出，所以才有黄先生七月廿二日给我们三人的信。而到了八月七日，我又造访黄先生，与他进一步讨论此事。

在此期间，我向锺先生推荐并做了增补的《知堂杂诗抄》书稿也已编竣，这可由我写的《知堂杂诗抄·外编后记》落款“一九八六年夏于上海”为证，时间上完全吻合。记得黄先生知道此事，很高兴。一次拜访他时，他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知堂著《过去的生命》北新书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版本给我，说：你弄的《知堂杂诗抄》是旧诗，老人还写过新诗，我有好几本，这本就送你。这册《过去的生命》前环衬上有黄先生的钢笔题字“鼎昌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十年“文革”中被抄没，封面、前环衬和扉页上钤了三方“文汇报藏书”钢印，改革开放后才发还。

八月七日日记中所记的另一事，指一九八六年春法国汉学家于儒伯在巴黎主办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与会的孔罗荪、刘白羽等内地作家与香港学者梁锡华就抗战初期梁实秋提出的所谓“与抗战无关论”如何评价发生争论，在港台和海外文坛引起较大反响。孔罗荪先生是文艺评论家，当年就是批判梁实秋的主将之一，后长期担任上海作协书记。一九七六年二月以后，我作为后辈曾与他在上海师大中文系共事过一个短时期，多次一同挤公交，聊天。“四人帮”倒台后，他调回上海作协，一九七八年四月调往北京文艺报社。但我那时孤陋寡闻，还不知道历史上曾有过这场争论，也就失去了就此事向他请教的机会。黄先生应该认识孔先生，所以，我当时把巴黎研讨会的消息报告黄先生。而柯灵先生“近撰一文”则指他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完成的长文《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引言》，文中对如何“撇开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梁实秋关于抗战文学的那段有名的话提出了新的看法。

一九八六年

九月十五日：“去四马路旧书店看书……遇陈子善君。他买到我一册《新北京》，为签名于册首。又得转来锺叔河一信，商编知堂集外文事，坚请撰序。”

这次在福州路上海旧书店见到黄先生，真是巧遇。更巧的是，我刚买到他的散文集《新北京》，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一年一月再版本，列为“散文新辑”之一，售价四角。此册是图书馆的剔旧书，书品一般，但机不可失，当场请黄先生签名，他在前环衬大笔一挥：“为子善同志题黄裳一九八六，九，十五”。记忆中黄先生那天没有买书，他是大藏家，虽然兴致不减当年，独自逛旧书店，但今非昔比，一般的新旧书刊自然不入他的法眼。

当天日记中还记下一件重要的事，即我转呈黄先生一通锺先生的信，锺先生“坚请”黄先生为正在编辑的《知堂集外文》作序。

九月廿一日：“得陈子善信，嘱转函俞平老提供知堂为其诗所作跋文。发俞平伯、陈子善信。”

九月廿七日：“得俞平老信，告五十自叹稿及知堂跋已佚。”

我不知从哪里得知俞平伯先生藏有知堂为他的“五十自叹稿”所作跋文，于是央请黄先生代为设法，黄先生即致函俞老询问。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俞平伯全集》也只收录了他的《六十自嗟》八首），黄先生对我有求必应，至今令我感铭。

十月廿一日：“得陈子善信，附来锺叔河请问知堂诗钞疑误诸字，尽所知复之。”

十月廿二日：“得陈子善信，即复之。”

此两段日记应都与《知堂杂诗抄》书稿有关。锺叔河先生收到我寄去的《知堂杂诗抄》书稿，审稿时发现“疑误诸字”，嘱我转信向黄先生请教，黄先生“尽所知”做了答复。《知堂杂诗抄》一九八七年一月由岳麓书社初版。

一九八七年

一月十四日：“得陈子善信，欲照周作人书迹，系锺叔河信中所要求者。”

一月二十日：“寄陈子善信。”

三月一日：“下午陈子善来，坐谈良久。见锺叔河信。他送来知堂集外文编49年以后剪贴稿约50万字，将尽力读毕之。”

三月二日：“整日读知堂小文，并作札记，校改错字。文章实在写得不坏，是上等的小品也。”

三月八日：“整日读知堂文，大致完工，计共用七天。”

这五段日记，继续围绕《知堂集外文》而展开。我把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一种书稿（《〈亦报〉随笔》）送请黄先生审阅，黄先生用了一周时间读完书稿，认为是“上等的小品”。他还做了札记，因向锺先生推辞不获，开始为写序做准备。遗憾的是，黄先生最后仍未能命笔成文。拙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一九八八年一月由岳麓书社初版，书前只有锺叔河先生一篇序。同年八月，《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由岳麓书社初版，书前仍只有锺先生一篇序。

三月十日：“傍晚陈子善来，携来知堂文数篇。以《过去的足迹》一册赠之，并请代复印两篇杂文。”

《过去的足迹》是黄先生的散文自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初版。送我的这本前环衬题字“赠子善兄黄裳一九八七，三月”。黄先生为何时隔三年才送我此书？原来这是一册毛边本，印数一定甚少，黄先生大概刚刚检出。这是黄先生送我的第一本毛边本，也是我所获赠的现代作家的第一本毛边本。

三月廿六日：“下午陈子善来，送来周作人《鲁迅在东京》稿一册，又佚文数篇，其中游云冈记及属名‘十三’两文皆非周氏所著也。”

六月十日：“陈子善来访，带来张铁荣赠《周作人研究资料》二册。”

在三月二十六日之前，我一定还拜访过黄先生，因为他在聊天时谈起藏有知堂《鲁迅在东京》手稿，我即向他借阅。三月二十六日这天是去归还。知堂这部手稿共三十五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上海《亦报》（署名十山）。后编入一九五三年三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鲁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寿）。据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刘哲民先生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周作人为上海出版公司写了三本书，预先谈好，出版后都要退还原稿的”。（刘哲民：《我和周作人交往点滴》，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初版《闲话周作人》）但事实上并未办到。这三部书中，《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手稿由康嗣群和师陀先生平分，而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手稿也归了师陀先生，后由夏志清先生收藏。那么，黄先生所藏《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手稿应也得之于刘哲民先生，记忆中这部手稿线装一册，保存完好，令人惊艳。黄先生后来把这部手稿付拍，现在不知归何人所有了。

黄裳赠送作者的《过去的足迹》毛边本书影

张菊香、张铁荣先生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之一。我一九八七年四月收到编者赠书，编者送给黄先生的这套应是同时寄我的。

一九八八年

三月廿四日：“傍晚陈子善来，畅谈知堂书编辑近况，又说编梁实秋、台静农集种种。”

这一年三月，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二种《四九年以后》已经发稿，同年八月岳麓书社初版。所以三月廿四日访黄先生时，“畅谈知堂书编辑近况”。在编辑《知堂集外文》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后，我又起意编注《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和编选《台静农散文选》（一九四七至一九八九），黄先生听我介绍后，都给予了点拨和鼓励。后来还专门写了《台静农散文》一文推介，认为台静农晚年散文“文字是淡淡的，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披着华丽的外衣，可是像一把吸饱了水的毛巾似的，随手披拂都是浓郁的感情的流溢。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

黄裳先生日记摘录到一九八八年三月告一段落，我的回忆也到此为止。当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了新世纪，我还多次拜访黄先生请益。但从黄先生八十年代的这些日记，或已能清晰地显示他老人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那时的郁达夫研究、周作人研究、台静农研究等学术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这不但可以他十年以后为拙著《生命的记忆》所写的序为证，也可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三言两语的日记为证。从这些片段日记中，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

一、黄裳先生晚年常被友人以“沉默的墙”相拟，访客往往与他“相对枯坐，‘恰如一段呆木头’”（黄裳《跋永玉书一通》）。但以我与黄先生上述交往的亲身经历，或可证明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只要话题投契，他也会打开话匣子，也会兴致勃勃地聊天，甚至谈到高兴处，也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

二、从黄裳先生这些日记，又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到像他这样的前辈作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所思所想及所感兴趣者。近年来许多文坛朋友怀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重要方面也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我个人记忆里，像黄先生这样的前辈作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创作重焕青春的过程。由于他们的存在，由于他们仍未放下手中的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得更加难得，更加丰富多彩。因此，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评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如果忽略或低估黄先生等一大批前辈作家的努力和贡献，那是极不完整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二〇一九年五四百年纪念后第三天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榆下夕拾》，齐鲁书社，二〇一九年六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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