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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翼长未战先亡（第6页）

这些记述，当是实情。但士兵纪律的坏，与其埋怨这些士兵，不如归罪于那些扈驾大臣，特别是那个前路粮台岑春煊等。人吃马喂，事先不作安排，你叫那些士兵怎么不去搜抢呢？所以，问题出在下边，根子却在上边。而且这点搜抢，和“圣驾”及其左右的花费和勒索相比，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小巫见大巫。仅以曲沃一县为例，该县这次接驾花了白银三百万两（注：材料来自上述《山西大学学报》，疑数字有误，但花费很多，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对大太监李莲英打点不周，该县知县还落了个“差事办得不好”！

董福祥及其部属，在途中对“圣驾”的忠心护卫，是无以复加的。各个头领在慈禧太后轿前轿后，左右不离。据说慈禧太后轿前经常是马福祥和马麒率队护卫于道路左右，慈禧对二人以“大娃娃”呼之。盖是年马麒三十一岁，马福祥二十四岁，在六十六岁的慈禧眼中自然是年轻人了。他们护卫的殷勤备至，在舟渡黄河时更得到充分的显现。有一段记载说：“至潼关渡河，皇太后怯浊流汹涌，云亭（马福祥字）选善水者数人泅渡扛船，又派壮丁百人主舟，四围中流，天颜甚喜”。马福祥自己也记录这件事说：

“祥选部下习水性者得二百人，操龙舟稳渡。舟中蒙赏克食。以祥回人，改赏鸡子”。

为此，马福祥不无激动地事后作诗四首，其中有云：

“从官未饫大官羊，赐食舟中禁脔香。九曲黄河走东海，滔滔不及圣恩长”。

感激涕零之情，溢于言表。马安良也对“赐食舟中”之事，引为终身殊荣。马福祥选部下熟谙水性者二百人一事，是有据而可信的。盖其部下多为循化、河州人，此地濒临黄河，不少人从小在黄河中泅水，驾驶羊皮筏子载运，视惊涛骇浪为常事，故颇不乏弄潮儿也。

渡黄河到潼关之后，西安在望，已臻万全，慈禧太后游兴又发：

“太后欲登华山，以道险，又亟西行而止。仅登万寿楼礼圣祖龙牌”（《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

十月二十六日到达西安。从太原起程之日算起，此段行程历时整整半个月。

清廷屈辱签约

“两宫圣驾”在西安，以陕甘总督衙门为行宫，是处有房数百间，虽比不上北京皇宫，也是少有的地方。“由董福祥部管带五人轮流值班护卫，每日上朝之王公大臣逐渐增至近百”（《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但此时的陕西情况并不怎么好，连官方也这样说：“陕西连年歉收，今年亢旱尤胜。麦秋既已失望，杂粮迄未长成，节逾霜降，春（冬？）麦不能下种”（户部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奏折）。所以关中户有饥民，野有饿殍。但慈禧不管这些，奢侈享乐之风不减。仅就饮食一项而言，在御膳房中，仍设荤局、素局、菜局、饭局、粥局、茶局、酪局、点心局等，每局设管事太监一人、厨师数人、十数人，由总管大臣继禄主其事。顺便交代一下，这个继禄是荣禄的近族，他的这个差事是荣禄引进的。他本人也是“工于谄笑，父事李莲英、李深善之”，所以握有内府大权，“积资至数百万”。“御膳费日二百金，太后谓岑春煊曰：向在京师膳费数倍于此，今亦可谓省矣”。辛丑年（即次年）夏天，慈禧太后要吃冰镇酸梅汤，关中炎热，向无存冰，只好每日为她从百里外的太白山中拉运冰块。关中粮银不够开销之用，就令南漕之米，改以半数折价，交纳现银，半数在徐州附近上岸，陆路运送西安。致使西行路上，车辆连轸，日夜兼程，百姓苦不堪言。连陕西巡抚端方的奏折中也说：“东西大道冲要各州县，供亿繁重，十倍寻常……所需车辆……每强向乡间借垫，民间赔累，实已不堪”。慈禧太后以喜好看戏闻名，在西安也不例外。于是，“大修戏园，诸臣娱乐如太平时”。令各种戏剧班子入宫中演唱。“李莲英物色陕西地方戏班，召入行宫演唱，连以碗碟打花点说书者亦蒙其光顾。有时或与各命妇作牧猪奴之戏（注：即赌博）以取乐，以金球、元宝作赌注”。由于慈禧太后如此悠闲快乐，保养又好，所以“辗转数千里，终未见风尘之色”，“容色犹好，如四十许人”。但光绪皇帝从内心到外表都大为不同：“帝时服布袍，……帝见贡物至，必垂涕”。“容颜憔悴，若有重忧，从来未见片刻开朗或偶一强作欢笑，谨言慎行，唯恐大祸及身”。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思想感情和作为，是个鲜明的对比！

慈禧太后还仍然是“纳贿鬻权，无所不至”。举一个例子如下：

“有浙人施某者，先为潼关厅，饶积蓄，每艳道缺而思得之，顾无门不得入。及慈禧至西安，施某遣侍者关白李莲英，莲英告慈禧，慈禧曰：‘今方蒙尘于外，价可稍廉；然道员即可擢两司，至少需万金’。莲英遂以答施某，施某以价之贱也，遂成交”（《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

如此慈禧，真是“陈叔宝全无心肝”！慈禧如此，其近侍兵卫当然是上行下效：“各省协解款，已五百余万，每解款至，内监需索尤苛”。“两侍兵卫，日扰民间，秦民苦之”。

对于侵略者的和谈，慈禧太后谕令李鸿章，不惜代价，力求早日缔结和约，只要保住她自己的统治地位。怎奈侵略者陈兵京都，条件苛刻，一开始就提出，要清廷严惩开罪于各国、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而且提出名单，要清廷一一照办。这是慈禧所难堪的事，于是双方就这个问题反复讨价还价。但瓦德西弄尽手段，一方面以武力相胁迫，对李鸿章说：“君良苦矣，计且穷，屡请不见听，今罪人方居中国事，吾当自引兵往取之，郁郁久居此，无为也”（《庚子国变记》）。另方面则是“漫天要价”，他对李鸿章说：“我们所列罪魁，都是从犯。为全中国体面，首名罪魁，尚没有提出；此而不允，我们将索要其为首者”。所谓“为首者”当然就是慈禧太后！这样一来，清廷只好按照侵略者的要求，逐步加重和加多地处置被指名的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员，有的被三次、四次地加重处置。以庄亲王载勋为例，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被革去爵职；同年十一月，改为“圈禁”；次年元月，即“赐自尽”。最后的结果，几个重要人物的处置是：怡亲王溥静圈禁，瑞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贝勒载濂、载滢发往新疆圈禁，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正法，已病故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判为“斩立决”。被日本侵略者掳去的尚书启秀，侍郎徐承煜，也要回来正法。十国（上述八个侵略国加上比利时、荷兰）提出了应惩办的道县官员一百四十二人名单，清朝廷也遵命一一照办，分别给以从革职到斩首的处置。

侵略者提出的“罪魁”，按其要求作了处理之后；侵略者之间还有个分赃不均的问题，他们经过磋商，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最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三十日，英、俄、德、法、美、日、意、奥、比、荷、西班牙等十一国抛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签字，这就是《辛丑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朝廷向侵略者认错道歉，惩办祸首诸臣，对反教会的城镇停止文武考试五年；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利合计近十亿两，控制我海关税盐税；北京东郊民巷由侵略者派兵保护，中国人不准在内居住；拆毁大沽炮台，京、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允许外兵驻守；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违者处死刑；进一步便利各国与中国通商；改总管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辛丑条约》表面上保持了清朝廷的权位，保持了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却使它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总管和代理人。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中国人民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

毓贤兰州就死

侵略者的入侵和订立条约的要求，使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而且许多人的死是十分惨痛的。限于史料，我们没有找到平民百姓殉难的具体记载，姑举几个大臣之死的例子，以见一斑。

大学士徐桐，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他是个仇视新法的人，因而见重于慈禧。但对义和团很赏识，认为有了义和团，中国可以强盛。他写有赠大师兄的一副对联云：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祇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从这副对联中，尽管他对义和团作了封建主义的理解，但从内心是相信和支持的，虽然他并没有多少支持的行动。庚子年他已八十二岁的高龄，侵略军攻入北京时，他“皇遽失措”，他的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对他说：“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听了儿子的话，徐桐即上吊自尽。他自尽之后，徐承煜并没有“从待”乃父于“地下”，而是逃跑了。后来被日本侵略军捉去，最后由清廷要回处斩。

刑部尚书赵舒翘，字展如，陕西长安人，进士出身。他是随“两宫圣驾”到达西安的。由于他是首倡利用义和团的人，所以是侵略者指名的“罪魁”之一。清廷对他先是革职留任，侵略者不允，改为斩监候，侵略者还要加重惩办，清廷只好赐令自尽。西安士民数百人为他求情请命，怎奈清廷也不敢违背洋大人的命令，只好让他去死，派岑春煊前往监视。于是：

“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气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七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吞金、服鸦片、服砒霜，三种办法都没有死掉，最后辅乏以其他办法，才断气。情状之惨，世间少有！

比较起来，死于兰州的毓贤，则从容悲壮，更令人感动。前面说过，毓贤在山东，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他主“抚”之后，给了义和团不少的支持，其实，最先支持山东义和团的，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李支持大刀会杀了两个教士，德国人要求清廷将其革职，几经周折，清廷不得已将他免职，由毓贤继任山东巡抚。有记载说：

“山东大刀会仇视西教，毓贤奖借之。匪首（即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倡乱，以灭教为名，毓货命济南府卢昌诒查办，匪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庇之，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黄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保护，毓贤均置不问，匪势愈炽”（《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

由于毓贤这样支持义和团，侵略者即要求清廷将他撤掉。换上了袁世凯，于是朱红灯被杀，山东的义和团遭到残酷的镇压。毓贤回到北京后，向载漪、载勋、刚毅宣传义和团，得到他们的信任。毓贤旋即任为山西巡抚，他对其部署说：“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字鉴堂，故称鉴帅），其一我也”。支持义和团不变：

“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总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毓贤命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大师兄出入抚署若贵宾。五月朝旨令保护教民……毓资仍置不问，六月匪焚教堂，毓贤登高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史料来源同上）。

史料的记述者是仇视义和团，作为毓贤的罪状而发的。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管毓贤从什么立场出发，处于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他对义和团的支持确是真心实意的。因此，侵略者哪里肯饶了他！第一次提出要惩办罪魁的名单上，就赫然有他的名字。光绪二十六年八月，清廷撤去他的山西巡抚，侵略者不允，改为革职，发配新疆。同年阴历十二月，毓贤西行到兰州，住在原水北门街八旗会馆，随行有一妻一妾。除夕之夜，清廷追来“即行正法”的电文，并令甘肃巡按使何福坤监视行刑。这时署理甘肃按察使李廷箫邀请毓贤吃年饭，何福坤作陪。李在宴席上阅急电后，据实相告，毓贤听后，并无惧色，但请宽限几日，以便料理未竟事务。李、何商议结果，定为正月初六行刑。毓贤又对李廷箫说，我死无所谓，你怎么办呢？原来这个李廷箫曾任山西布政使，附和毓贤支持义和团，毓贤奉旨正法，李也恐怕难以保全。李自知事情不妙，在大年初一服毒自尽。李廷箫，湖北黄安人，以进士累官山西布政使。初二这天，毓贤前往吊唁，哭之甚哀，也是在这一天，就来了以何福坤护理陕甘总督的“上谕”。毓贤与亲朋相聚，为人题诗作字。初三，毓贤同皋兰进士黄毓麟到照相馆照相留念，并购得棺木三口。“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初四这天，毓贤给年八十余岁的老母写家书，并为自己作挽联云：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旋转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这副挽联虽有沉郁的气氛，却无丝毫哀怨的情绪。一片眷念君忧之情，十分诚恳真挚。但此时已升任总督的何福坤却担心事久生变，累及自己前程，竟将行刑时间提前至初四夜半。斯时毓贤正为友人作字，方落款之际，敲门之声甚急，令仆人询问，回报参将田连考有事相商。毓贤知道大限之期已到，对仆人说：这是要杀我了，请少候。于是从容写好上下款，加盖图章。又亲眼看着妻妾自尽，命仆人装敛齐全，然后着朝服而出。忽然又想到前几天有一人索字，既已许之，不可失信。又回去和墨展纸作字。但监刑官田连考等得时间太长，已不耐烦，问他是不是怕死。毓贤含笑作字毕，出门来到刑场，北向九叩首，坐而就刑。死后，前来吊唁者甚多。

“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累迁按察使权布政使”（《清史稿：本传》）。后继李秉衡为山东巡抚。

硫贤及一些王公大臣支持了义和团，不管其动机和目的如何，客观上总是支持了反帝爱国运动，这是不能抹煞的。毓贤的从容就死，是对清廷愚忠的典型，是一般清臣所不易做到的。清廷连如此忠实于自己的臣子都保不住，真是悲剧中之最悲者。

董福祥辞宫返里

然而清廷还是保住了一个为侵略者所指控的“要犯”，就是董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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