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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第1页）

前面说过，民初的中国本有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习气，胡适等人要出来谈政治，部分也是因为谈文化已经有些到头的意思。常乃德（燕生）说得很形象：“已往的趋势是上山的，从工艺到法政，从法政到思想文艺；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再经政治走回“科学工艺的康庄大道”。所以他希望胡适在下山的路上也能“领着大家走”。《晨报》的孙伏园当时就反对胡适放弃文化而改谈政治，强调“胡适之”三个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胡适那时的反应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也就是说，胡适虽然认为文化与政治仍是两事，但已倾向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到谈政治谈不下去之时，胡适的观念又变回来了。他认定“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56]

胡适在政治与思想文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想回到思想一边来。他曾试图把文化的定义扩大，以达到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结果，后来又有所退缩。但是胡适并没有把门关死，几年后他再次把政治包容进他的“文艺复兴”的范围之内（详后）。不过，这一次胡适的谈政治，是以扫兴而终的。作为一个刚从传统的士蜕变出来的现代知识人，胡适自己对此也不是没有疑虑，他的朋友的意见也颇分歧，要皆体现了一种社会转型时过渡人物的心态。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英美留学生朋友大多支持或加入胡适谈政治，反倒是那一班上海的“老新党”朋友如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都不赞成我办报”，并“很劝我不要办报”。这两类人那种知识人想当士而士想做知识人的不同态度，再次表明民初的新旧交错有多么复杂。[57]

这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新党”都很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都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书是中策；办报是下策”。陈叔通还说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不过，本来就想“讲学复议政”的胡适说了句老实话：“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自称对议政本不热心，但终因国内没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所以不能不出来办报议政。但胡适划了一条士与知识人之间参政与议政的界限：梁启超是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财政总长，已直接参政；胡适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即虽“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却还“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在士与知识人之间，他选择了议政的知识人这个认同。

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一出来就有人担忧的那样，胡适因谈“好政府主义”而日日与北洋高官周旋，在权力核心的边缘上游移，便很难再与一般人生出交涉了。钱玄同早就说胡适太与旧的方面周旋，但以一个十年前尚流落异乡焦虑吃饭问题的青年，突然就与前任、在任或候补的内阁总理、部长们同席酒饭，放言高论，那种吸引力也不是许多人能够轻易拒绝的。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民主观念已相当强，他的确想通过“好人”的议政参政改变中国的局面，从而进到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目的。但胡适的冲动确实太多，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到当初最拥戴他的边缘知识青年。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矛盾，所以有紧张（tension），有焦虑，也有困惑。何去何从？“率性”还是“作圣”？对胡适来说，或者需要一段时间的反思。

[1]《胡适致江冬秀》（1938年7月30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5页。

[2]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3]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5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4]《胡觉致胡适》（1915年4月22日），引自《年谱》，第41页；《口述自传》，第36页。

[5]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6页；《谈话录》，第173页。

[6]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0页。

[7]胡适日记，1915年10月30日；《口述自传》，第33—34页。

[8]《口述自传》，第36页。

[9]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1页；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0页。

[10]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11]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章洛声致章希吕》（1919年9月23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42页。

[12]胡适日记，1921年5月1日、7月9日、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