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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质于京城（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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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明显就是借刀杀人之计，朝中大臣尽数反对，但德宗只听卢杞一人之言，年逾古稀的颜真卿毅然奉召而去，临行前只留给儿子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

卢杞的父亲卢弈是唐朝大忠臣，安禄山陷洛阳时，卢奕宁死不屈，骂贼而死。

他的首级被叛军传至平原郡恐吓唐军，还是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妥善安葬的。

可他儿子的行为却是如此不堪，可见“老子英雄儿好汉”在卢杞这儿，实在是不适用。

这父子二人，一个位列《忠义传》，一个位列《奸臣传》，也算一大奇观。

李怀光还是错误的估计了，卢杞在德宗心中的地位，面对李怀光“天下之乱、借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的言论。

卢杞早有准备，他对德宗上奏，“李怀光有社稷再造之功，叛军见之而胆寒，今可命其率军直取长安，必可可贼，如今召其入城面圣，必要赏赐诸将军士，留连累日，使贼军有可乘之机”。

德宗一听，觉得大有道理，便传召命李怀光立即引军屯西渭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军兵马使杨惠元合军，尽快克取长安。

李怀光接旨后怒怨满胸，自己率军勤王，千里之地昼夜兼程，又与叛军连番血战，解了奉天之困。

结果，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更别说上书中提到的，斩除朝中佞臣之事。

但是皇命难违，他带兵恨恨而去。临行前，李怀光怨恨的说道：“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资治通鉴》

其实，朝中大臣如陆贽，曾隐晦的向德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德宗居然不以为然，认为“此亦天命，非由人事”。

由此可见，李适虽有中兴唐朝的志向，却无识人之明。

朔方军在李怀光的带领下缓缓而去，走到长安附近便再无进展。

不但如此，李怀光还开始收集驻地附近其他唐军的兵权，李晟察觉到李怀光与朱泚之间有联络，赶紧带领神策军与朔方军分营而立。

公元784年（兴元元年）正月，德宗在大臣的建议下颁布《罪己诏》，即著名的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

诏书中言：“（朕）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其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及所管将士官吏等，一切并与洗涤，各复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谕。……朱滔虽与贼朱泚连坐，路远未必同谋，朕方推以至诚，务欲宏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朱泚大为不道，弃义蔑恩，反易天常，盗窃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庆被朱胁从将士官吏百姓及诸色人等，有遭其扇诱，有迫以凶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顺，及散归本军本道者，并从赦例原免，一切不问”。

从陆贽执笔的罪己诏中可以看出，德宗言辞十分恳切，可谓用心良苦，对于远在河北的造反藩镇尽免其罪，仍令其镇守原地，一切待遇如旧，而对于盘踞在长安的朱泚，则区别对待不赦其罪，并声明朱泚身边的官吏一旦反正，一切不问。

这篇罪己诏中除了表示自己愚钝，没有治理好国家和表示要对臣民削减赋税之外，还暗合远交近攻之计。

想当初，未遭泾原军变的德宗可是锐意削藩，甚至不惜为此兵戎相见，现如今罪己诏一出，河北藩镇因循旧制，起兵作乱之罪尽免。

从削藩兴兵，到出召罪己，不过短短三年，心境之别可谓判若云泥。

三、联蕃平叛

公元784年（兴元元年）二月，面对朔方军迟迟按兵不动，德宗心中焦急万分。

他派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商议此事，吐蕃大相尚结赞同意出兵协助唐朝平乱。

等到即将出兵之时，却提出“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

德宗命陆贽召谕李怀光具名，李怀光此时与朱泚联络密切，颇有自立的想法。

便以“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为由，拒不在敕书上署名。

尚结赞不见李怀光的签字也不发兵，第一次求蕃平乱就此不了了之。

从二月起，李晟就屡次上书德宗，声言李怀光已有反意，“应先采取措施应变，请调偏将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自领兵守卫，保证关中与四川的交通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