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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第2页）

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

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ldo;不复知有《春秋》徽旨&rdo;。啖助等人抨

击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加简便的解经模式，&ldo;但以通经为意&rdo;，不讲

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

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注]。

所谓&ldo;理&rdo;，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的一种主观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ldo;理&rdo;，

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ldo;考核三传，舍短取长&rdo;，直接为《春秋》

作注。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春秋》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ldo;无经之传，

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谎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rdo;的责难

时，啖助回答说：

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

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人《春秋》乎[注]！

这样，经学更加简明，较少繁杂芜秽之弊。今观现存陆氏三书，确实做到了这

一点。这也是啖、赵、陆的《春秋》学能风靡中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问理本生人为重论治乱变而得中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

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ldo;穷经&rdo;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

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

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

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

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

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

自己的理解，提出&ldo;通变之谓道&rdo;，&ldo;道能利生民&rdo;，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

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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