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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庭旧梦第91章 相关史料 骆越国（第2页）

广西到底有没有早期的骆越铜鼓？也就是说，骆越古国的早期国都在不在广西？

骆越铜鼓的纹饰有几个特征：一是鼓面中央铸有太阳纹，二是鼓面或鼓腰铸有翔鹭纹，三是鼓腰多饰羽人纹和渡船纹。可以说，骆越古国的“国徽”就是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组成的。这几种纹饰反映了骆越人对太阳、鹭鸟和渡船的崇拜。这一文化习俗笔者认为都起源于骆越人的祖居地大明山地区。环大明山地区有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叫做《妈勒访天边》，故事说在远古时，有一天太阳沉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升起，天下于是变得黑昏昏的，种庄稼庄稼不长，养猪猪不壮，连人也病倒了。后来是一个孕妇自告奋勇到天边去寻找太阳，她向着东方走啊走，儿子生下来后还是不停地走，最后母子二人用铜鼓唤起了沉睡的太阳，给天下带来光明和兴旺。这就是骆越人崇拜太阳并在铜鼓上铸上太阳纹的原因。至于骆越人崇拜鹭鸟和渡船的原因上文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关于壮族铜鼓上的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的文化内涵，学者们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环大明山地区壮族民间传说对铜鼓上的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的解释更具有原生态的特征，因而也就更具有文化发生学的意义。

武鸣县府城、宁武等地曾出土过几面铜鼓，这些铜鼓因无其他同地层的文物为佐证，有关专家参照其他地方出土的冷水冲型铜鼓的年代认为是隋唐时期的窑藏品。1974年大明山脚下的两江镇三联园艺场出土了一面铜鼓，伴随这面铜鼓出土的青铜器有铜剑、铜矛等，据发现者那院屯的韦国兴老人介绍，出土的青铜剑一共有2把，剑长50多厘米。这些铜剑的型制与附近的独山战国岩洞葬墓出土的相同，因此三联园艺场出土的铜鼓其年代应为战国时代。这是骆越早期的铜鼓，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骆越铜鼓。

2004年3月，在两江镇三联村板潘屯后山岽很坡离三联园艺场不远处，修路的林业承包人员潘兴其等人又挖出了一大一小两面铜鼓，伴随这两面铜鼓出土有一把青铜短剑和一个铜铃。笔者曾亲自考察了这两面铜鼓出土的现场和其中出土的大铜鼓。这两面铜鼓出土的地点位于两江镇独山战国墓的正北面不远处，是一个巨墓形的大土坡，坡的东面是剑江，西边是赵江，地理位置较为特别，看来，古骆越人在这里埋鼓和剑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座大土坡前后出土了五面铜鼓，很可能是骆越人的一个重要墓葬。笔者在板潘屯的潘兴其家里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大铜鼓。出土的大铜鼓鼓面为80厘米，鼓高为60厘米。可惜出土时被挖土机的大铲勾出，已破残成两部分。这面铜鼓的鼓面装饰有蹲蛙和翔鹭纹，属冷水冲型铜鼓。从鼓的纹式和随藏的青铜剑和铜铃分析，这类铜鼓的年代应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冷水冲型铜鼓目前尚未见于文献，因此板潘屯出土的这四面铜鼓以及环大明山地区出土的同类型的冷水冲型铜鼓应是最早的冷水冲型铜鼓。

据三联村那院屯群众反映，他们屯的老人潘美仙在民国期间曾在岽很坡挖出一面铜鼓，潘美仙用来做道公的法器。后来这面铜鼓在战争年代遗失了。

广西骆越故地出土的铜鼓与国外骆越故地出土的铜鼓有何联系呢？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的万辅彬等学者对出土于越南东山文化遗址的大约2000年前的青铜器——５８面越南铜鼓和伴生出土的１４件其他青铜器的样品进行了铅同位素测定，并将数据与年代相似的７面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２２面中国冷水冲型铜鼓样品，以及中国广西、云南矿石及古代冶矿遗物样品的铅同位素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其中一面中国铜鼓是在越南做好后，通过某种途径交流到中国的；又有６面越南铜鼓是在中国做好后，通过某种途径交流到越南东山文化区，或者是东山文化区的主人从中国运来矿料在东山文化区铸造的。这一研究成果证明了古骆越地域内的铜鼓文化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总的来说，越南东山铜鼓文化受我国骆越铜鼓文化的影响更大。再联系大明山西南麓元龙坡出土的铸铜石范分析，最早的骆越铜鼓应创制于我国广西，创制于大明山西南麓。

骆越早期的冷水型铜鼓的出土，其意义非同一般，它以确实的证据证明，大明山西南麓是“骆越铜鼓”的发源地，是骆越古国的中心。

四、“镆铘”宝剑之国

大明山在古籍中又称为“镆铘山”。“镆铘”是古代越国著名的青铜宝剑，大明山被称为“镆铘山”是因为“昔有人得古剑于此，故名”。[5]人们传说，大明山是“镆铘”宝剑化龙而去后的躯干变成的，大明山实际就是“宝剑山”。

大明山这一美丽的传说曾激起了历代无数文人的创作灵感，他们咏赞大明山的诗词多以此为题材，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佳作。如明代壮族著名的文人，曾做过四川剑州知州的李璧所写的《镆铘山》诗：“仙人佩得镆铘还，误落飞泉第一湾；三尺精灵化龙去，空留万丈镆铘山。”又如明代临安府推官江鱼所写的《镆铘山》诗：“宝剑当年已化龙，青山留得削芙蓉；润涵海气时云雨，突起峰峦遍太空。南峙亦为天子锷，东来宜匹丈人峰；要知此地生豪杰，尽是英灵气所钟。”从这些诗句可知，在明代以前，古人就在大明山上发现过青铜古剑。

正因为大明山地区古代多处出土过青铜宝剑，所以大明山地区有许多以“剑”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主要有：

剑江。位于武鸣县两江镇，源出大明山达央峡谷，“达央”在壮语里也是剑江的意思。“达央”峡谷是著名的铜矿区，传说是壮族先民铸铜剑的地方，所以留下了“达央”（剑江）的地名。

镆铘村。即武鸣县马头镇板陆村，从明清两代到民国，板陆村一直叫“镆铘村”。传说这个村的山上发现过不少青铜剑，因此得了个“镆铘村”的美名。

镆铘寨。位于武鸣县马头镇全苏村朗三屯后山，山上还有山寨石城遗址，是大明山地区一处著名的古代驻防兵寨，也是因附近发现过青铜剑而得名。

莫阳村。“莫”在壮语中是墓的意思，“阳”也是壮语“剑”的汉语译音。“莫阳”的意思就是“宝剑的陵墓”。这里古代曾发现过青铜剑的古墓。

除了上述古代曾发现过青铜剑的地方外，近代发现青铜剑的古代遗址还有：

安等秧遗址。位于武鸣县马头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5年发掘墓葬85座，出土青铜剑15把。

独山岩洞葬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6年发现，出土青铜剑4把。

三联园艺场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园艺场附近，年代为战国。1974年发现，出土青铜剑两把。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一面冷水冲型铜鼓。

三联村板潘屯岽很坡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板潘屯岽很坡，年代为战国，2004年发现，出土青铜剑一把。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两面冷水冲型铜鼓。

大明山西南麓出土青铜剑的地点远不止上述数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已无法统计民间到底发现了多少个埋藏青铜剑的地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出土的铜剑现在已成为师公和道公手中的法器，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大明山西南麓无疑是骆越故地出土青铜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

五、“召”——“骆越王”文化遗存的密码

作为骆越国的古都，大明山西南麓应该有“骆越王”文化的多种遗存。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历史典籍的缺失，骆越人的后裔似乎已失掉了对“骆越王”的历史记忆。在环大明山地区一年多来的田野考察中，我们考察组的成员都无法判断在大明山深厚的文化沉淀中，哪一些是“骆越王”的文化遗存。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了云南学者何正廷写的文章。何正廷在云南元江、文山等地调查侬智高部队落籍的情况时发现，侬智高的部队后裔对侬智高有一个很独特的称呼，叫“侬难召”，侬智高的后人有“农”、“越”、“刀”等多种姓氏，其实“召、越、刀”在古壮语中都是头领或王的意思。何正廷的文章使笔者理清了寻找“骆越王”在环大明山地区的文化遗存的思路。

著名的百越民族史专家韦庆稳先生在他的引起广泛注意的论文《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中，考证了春秋时代的《越人歌》中用上古汉语记音的越语词“州”、“昭”、“朝”三字的上古越语字义，结论是这三个越语字的字义都是“王子”或“王府”的意思。至今云南的傣语和泰国的泰语，还称呼“王”为“?諬a:u”（昭），看来古越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对“王”的称呼为“州”、“昭”、“朝”。这一对“王”的称呼虽然在现代壮语已经消失了，但在壮族山水地名中仍然以“活化石”的方式保留着，这就为我们破解大明山西南麓古骆越地区中的骆越王文化遗存“密码”提供了重要的钥匙。

在大明山西南麓，有许多音为“召、赵、朝、巢”的地名，如大明山庙叫“召王庙”，两江镇有“赵江”、“南朝庙”，陆斡镇凤林村有“南巢泉”等。其实这些地名都是纪念骆越王的文化遗存，“召王庙”就是骆越王庙，“赵江”就是骆越王江，“南朝庙”也是骆越王庙，“南巢泉”就是骆越王泉。

大明山庙曾有人把它附会为“商纣王”庙，这一说法曾使笔者一时间堕入五里云雾中，因为大明山庙是经清代的思恩府知府李彦章修整并改名的，如果当时大明山庙所供的神祇为“商纣王”，那么，作为鼓吹礼教而闻名的地方官李彦章决不会为暴虐残民的“昏君”庙修整并题名。看来“召王庙”并不是“商纣王庙”，而是骆越王庙。

赵江是流经武鸣县两江镇政府驻地的一条重要河流。这一条江的周围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与赵江合流的江叫剑江，剑江壮语名叫“达央”，“达”是河流的意思，“央”是剑的意思。在“达央”的周边，曾出土了许多战国时代的青铜宝剑。“达央”的上游，就是闻名全广西的两江铜矿区。“达央”河中，堆积着许多含有铜矿的卵石。现在两江的农民仍在“达央”河中捡拾铜矿石卖给铜矿老板。可以推断，“剑江”即“达央”在骆越时代肯定是骆越王炼铜铸剑的地方。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这条江为什么叫“剑江”，并且在沿江周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铜剑出土。两江就是“骆越王铸剑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赵江”的支流“汉溪”上，有一段布满了数百块古磨刀石的山谷，老百姓都说这是骆越王兵马驻扎磨刀剑的地方。虽然这一传说还缺乏历史典籍的佐证，但是那满山沟像新石器时代砺石的石块，确使给人一种历史的壮阔之感，引起人们对骆越王千军万马磨刀霍霍抗击秦始皇大军的悲壮遐思。

在赵江一带的村屯中，流传了许多骆越王的故事。人们说独山是骆越王的战马变的，聚群村的马鞍山是骆越王遗留的马鞍变的。当年秦始皇的大军追杀骆越王的军队，骆越王的兵马退回到大明山脚下，正当追兵铺天盖地拥上来时，龙母神从大明山顶上甩下了两匹红布，红布变成了两条宽阔的大路，骆越王的兵马沿大路躲进了大明山中。而当秦军追上来时，这两条红布化成的大路一瞬间变成了两朵红云飘上了龙头山顶，秦军无路可上只能望山兴叹。广泛流传的故事往往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影子。大明山众多的骆越王传说故事说明，历史上骆越王确实在这一带生活和战斗过，并且受到了骆越人的拥戴。环大明山地区至今还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叫做“达汪节”，“达汪节”也叫“大（音代）王节”，在每年农历的七月二十举行纪念“达汪”逝世的追思仪式。关于“达汪”之死，环大明山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这么一条谚语：“十七达汪伤，十八达汪死，十九做棺木，二十葬达汪。”从这一条谚语可见壮族人对“达汪”的世代哀思。“达汪”到底是否骆越王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但每年的农历的七月十三至七月二十，环大明山地区的壮族人都要过纪念各路亡魂的“鬼节”，“鬼节”到“达汪节”那一天达到高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汪”节就是壮族人的“国殇节”。从遍布广西各地的“大王庙”、“大王滩”、“大王岭”的地名来看，“达汪”或“大王”在壮族民间有很深的影响。

六、文物和古经书显露的骆将和“郎兵”风貌

骆越是称雄于岭南的一代方国，据《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司马贞注说：“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曰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曰令长也。”骆越人有自己的王侯将相，这一事实史不绝书。这些王侯将相的具体名称当然不会像中原一模一样，如上所述，王的名称壮族先民称之为“召”（也写成诏、赵、朝、周、巢、刀、造），“召”是壮语“头”的转音。骆越王也称为“召宏”或“召佬”，“宏”和“佬”在壮语里都是大的意思，“召宏”和“召佬”就是大王的意思。“召佬”在现代壮语中的引申义已变为“远古时代”的时间名词。偏安越南的骆越王“召雄”，史书把他音意合译为“雄王”，其实“雄王”也是大王的意思。在大明山地区师公所传唱的经书《唱古世间》中有“岜是（即大明山）高呀高，公郎管上方”“众背双箭弩，守公郎领地”的句子，“公郎”在《布洛陀经诗》中也称作“郎佬”，经书中述说古代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洪水，把天下都淹没了，只有“郎佬”的山坡、“遨山”的山坡和“州眉”的山坳没有淹到，“遨山”和“州眉”到底是指哪里，专家们对此尚无定论，但是“郎佬”的山坡明显是指大明山，因为大明山在骆越人生活的范围中是最高的山，这一记载与大明山的洪水传说也相吻合。“郎”在壮语中是“联络一群”的意思，“公郎”是联络一群人的首领，“郎佬”就是大首领。在《唱古世间》的经文中，“公郎”是推举产生的。看来，骆越王在大明山地区建国初期，国土面积较小时的名称就叫做“公郎”或“郎佬”。在大明山地区壮族师公舞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叫做“骆垌”，一个叫“乜娘”，这两个人都是传说中古代的将军和女神。有意思的是越南古史《鸿庞（Hongbang）氏传》载，古骆越时代“尊其雄长者为主，号曰雄王，国号文郎国。置其次为将相，相曰雒将（Lactuong），王子曰官郎（Quanlang），女曰媚娘（Minuong），百司曰蒲正（Bochinh）”。雄王的王子叫“官郎”，这和大明山骆越王初期的称呼“公郎”的音义基本一样。“雒将”较接近的译音应为“骆垌”，意为“骆越垌官”。看来，古骆越不管迁都何处，王、侯、将、相的名称都基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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