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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清时秦淮河

那一段时间，曾国藩还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后去了明孝陵、燕子矶、下关、灵谷寺一带。每次出门闲游，曾国藩总带着他幕府中的文人，比如说他文章的&ldo;四大弟子&rdo;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此外还有俞樾、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张文虎、张穆、何秋涛等。只有跟文人在一起游山玩水，曾国藩觉得还有点意思，那些铁板着脸的将军是不喜欢山水的，跟他们在一起，只能给他们分配任务交代事情。曾国藩慧眼识人，他手下的这些文人，都是些才情过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面聪明过人，另一方面又懂情懂理。曾国藩不太喜欢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文人。曾国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贮藏着一批经天纬地之才，这些人才高八斗，后来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学者。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跟他们聊天了，天马行空，神游八极。有时候，曾国藩把自己对作文的理解，一一地传达给他们，也仔细地聆听着他们对于古诗文的认识。每当他们谈到精彩之时，曾国藩总是频频颔首，这些后生的确可畏啊。无论是在文章学还是在办事的干练程度上，这些年轻人都是一把好手。只可惜的是，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大势已去，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又能保证以后的生活不颠沛流离呢？

吴汝纶

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方式，冷静地观察曾国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尚不清晰的话，那么，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结论了‐‐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曾国藩的整个生命和事业中，环绕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曾国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决策正确，并且能在晚清之际，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汉人巨擘，这跟曾国藩拥有一支精明能干的智囊团有关。曾国藩的幕府，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人员结构来看，都堪称晚清第一幕府。曾国藩一直算是&ldo;爱才如命&rdo;，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地搜罗优秀人才。他总是公开张榜，让那些自以为是人才的人来大帐毛遂自荐。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ldo;告示&rdo;中还特别列有&ldo;询访英贤&rdo;一条，昭告远近，希望自荐或举荐人才。&ldo;四大弟子&rdo;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打动了曾国藩，从而进入了曾氏幕府，成为曾国藩以后在洋务运动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有一双鹰隼似的慧眼，识人无数，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很多时候，曾国藩只要稍稍观察这个人的面相和气质，问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人有没有过人之处，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国藩从不管那些毛遂自荐的人有没有功名，是不是名门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种有真才实学，并且能为己所用的人。当然，曾国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有没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后能不能进一步成器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曾国藩在与人谈话、通信时，一有机会，总是细细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方宗诚、陈艾由吴廷栋推荐；李善兰由郭嵩焘推荐；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容闳入幕……优秀的人往往气味相通、惺惺相惜。这样，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对于招徕人才，曾国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为八个字：&ldo;广收、慎用、勤教、严绳&rdo;。在曾国藩看来，当今社会不是没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没在民间，有的饥寒交迫，有的受辱于人。要像伯乐发现千里马一样，去发现这些人。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诸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等，都来自民间，有的是落魄书生，有的是农夫，有的是下层军士。曾国藩慧眼识才，提拔他们，重视他们，使他们施展才华，直至成为一匹千里马。

曾国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文化人才四大类。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这些人在跟随曾国藩立下功劳之后，很多人迅速升迁，成为朝廷大员或地方官吏，从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势力集团。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幕僚，总是全力保举，有时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抚与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计数的道、府、州、县官员。曾国藩所保举的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幕僚在成为地方大员之后，大多精明能干，有很多在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刘铭传等，在晚清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段时间中，晚清地方大员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国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影响力。

除了政治和军事人才，曾国藩在幕府中还收纳了许多科技和外交人才。这一行为，是很有超前眼光的，说明曾国藩已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想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在曾国藩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和外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从郭嵩焘担任第一任驻英公使开始，近代的外交活动才算逐渐展开。清朝最初的外交家，多与曾国藩有密切关系：除了郭嵩焘，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任驻德、驻俄公使，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都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上，曾国藩同样慧眼独具。近代中国科技史上有名的几位科学家，都曾在曾国藩的幕府中长期担任职务：李善兰是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在曾国藩幕府中一共待了八年，不但为曾国藩创立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还翻译了许多西方数学著作，为中国的近代数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位数学家华蘅芳，也一直在曾国藩幕府中，从事着科技研究和枪炮制造工作；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为中国近代化学之父的徐寿，徐寿和儿子徐建寅同在曾国藩幕府中很多年，在办洋务、设立工厂方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薛福成

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就这样建立了很深的情谊。曾国藩不仅仅从自己的私人俸禄中向他们支付酬金，对于他们，也几乎无话不谈。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心腹，曾国藩并不像其他大臣一样讳莫如深。这一点，从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就可以看出。在这本日记中，赵烈文详细记录了他与曾国藩的数次谈话内容。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了然于胸，对于中国的前途极度担忧。

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单独在一起时，曾国藩忧心忡忡地对赵烈文说：北京来人所讲的，说都城那里的景况非常恶劣，时常出现纵火抢劫之类的案子，而市集店铺间乞丐成群，甚至有的妇女也裸身没有裤子穿。黎民百姓的家财耗尽、境况窘迫，恐怕会有变故发生。这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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