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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的魅力

汉语是可与英语争胜的一大语种。汉语的奇迹之一，是它产生出一种成熟的、稳定的、远离口语的书面语言，那就是文言（古代汉语）。即使在白话（现代汉语）成为流行书面语言的今天，文言依然不废。

文言的产生，与古人书面表达时追求简洁和规范有关，这可以降低书写的成本（材料和操作）。在青铜上、甲骨上、竹简上刻字或写字，当然是越简洁越好，就不能像说话时那样随心所欲。而汉字，恰好为之提供了条件。

汉字是表意性符号，和记音的拼音字母不同。汉字的读音因地域而异，却不妨碍文字的流通。识字的人都知道每个字的意义，读出声来，北方人和南方人大为不同，可以相差到完全不能听懂的程度（外地人听吴语、粤语，就有这样的感觉）。不要紧，只要用手指把字写在手掌上，划在沙土上，彼此就可以沟通。

汉字的上述特点使书面语言能够独立发展，可以比拼音文字的书面语言离口语更远，仿佛成为另一种语言，这就是文言。

文言虽不能尽有口语的功能，却可以有口语没有的功能。

首先是减法——简化词语及句法格式，使之成为通行符号语言，如将管仲、诸葛亮并称“管葛”，将司马迁、班固合称“班马”，单字组合的成语和典故越来越多，且富于变换，虚字或有或无，与口语也不相同。只要不简到“靡室劳矣”（《诗经·卫风·氓》）、“寻遣丞请还”（《焦仲卿妻》）那样令人费解，换言之，只要能让读者心领神会，皆不得谓之苟简。《千字文》那样百科全书式的蒙学经典，就是善用减法的杰作，它只能是文言，而不可翻译。一经翻译，就不再是它。

其次，单音成字，又可以减化，便于句子的整饬。再加上四声的区别，又便于构成对偶或对仗。律诗、骈体、八股等体裁，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形式美的文体。无论古人今人，只要是想写得简洁而又好玩（耐人玩味）的，都可以采用：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熔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然诗如其人，书如其人，荟而萃之，其人宛在。苟常手抚简篇，有如面聆謦欬，春温秋肃，默化潜移，身心获益靡涯，文章增华有望。（郭沫若《〈鲁迅诗稿〉序》）

黄卷青灯，忆儿时之趣事；春花秋月，怀古土之芳辰。生当江汉，饱览巴国之风光；壮历幽燕，稍稔京华之文典。亲风雅而嗜吟哦，历坎坷而增感慨。焚琴煮鹤，余病未能；言志缘情，积习难改。虽无长吉之锦囊，颇有打油之陋句。讵料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浩劫之中，孰非罪人！牛棚鼎盛，书生难免缧绁之灾；鸿爪尘飞，诗卷悉付丙丁之火。（刘友竹《绿云楼吟稿自序》）

从语言单位词汇上看，汉语成语（出于文言，同时使用于白话）中的对偶、对仗的结构，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清－二白、三长－两短、四通－八达、五颜－六色、千言－万语、南辕－北辙、家长－里短、国泰－民安、纲举－目张、龙飞－凤舞、铁画－银钩、金声－玉振、尔虞－我诈、鸡飞－狗跳、蝇营一狗苟、虎踞－龙盘、狼吞－虎咽、山呼－海啸、高官－厚禄、去伪－存真、挑肥－拣瘦、欢天－喜地，等等，从文字到平仄都对仗得十分工稳。只有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才能形成如此整齐的对仗。在欧美的语言中，可以排成平行的句子，却很难做到音节相同，因此，那只是排比，而不是对偶，更不是对仗。楹联学的确是中国人才有的一门学问。

作为诗歌修辞的对偶和对句性表现，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诗中都可以看到。但其所占比重的大小，在不同语言的诗歌却有相当大的差异。“从比较诗学的观点看，中国诗歌确实是在‘对偶性’（对句和对句性的因素）方面占有最大比重的实例。中国诗歌的对偶性是明确贯穿从语言、文字的层次到思维、构思的层次的总体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对偶之诗’，或是应看作‘对偶观念的纯粹形式’的‘律诗’，成为诗歌史的中心诗型，正是必然的，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近体（律诗）不用说了，就是在古体中，诗人也能很容易地使用对句，甚至容易到挥洒自如的程度：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帏翠被郁金香。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卢照邻《长安古意》）

这首古体诗中，对句或接二连三地出现，或隔一联就会出现，令人应接不暇，这还不包含单句中，像“青牛白马”“比目鸳鸯”“罗帏翠被”“鸦黄粉白”“翡翠屠苏”“转日回天”这样大量对仗性、联合式的构词。对仗，在诗词中已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甚至可能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确，在唐代诗人的形象思维中，就经常运用着对仗性思维——这不能不说是诗词相对于新诗和外国诗，在写作上的显著区别之一。

汉字单音成字，或一字多义，或多字同义，词性转化灵活，方便假借和转用。字句腾挪，或意思不变，如“不我欺”与“不欺我”，“伤心”与“心伤”（这就便于调声）；或意思全变，如“辣不怕”“不怕辣”“怕不辣”。象形、会意、形声字，方便造成视觉美的效果。以上种种使得汉语尤其文言，字词组合具有相当的弹性，位置安排也很灵活，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娱乐性。自宋代以来，“巧对”在中国民间都是一种主要的文字游戏科目。作对的材料俯拾即是，苏东坡欣赏的“手文”（手纹）对“脚色”（角色），“青州从事”（指佳酿）对“白水真人”（指钱币），今人乐道的“孙行者”对“胡适之”，“牛得草”对“马识途”（皆人名），等等。

天气大寒，霜降里边带小雪

日光端午，清明水底见重阳

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魏无忌，长孙无忌，你无忌，我亦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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