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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第2页）

通常的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诉诉苦衷，也就罢了。倘是第一次见面呢？倘对方的虔诚令一位小说家感动了呢？倘对方给予你的期限极宽，不过寄他或她那虔诚的希望于小说家&ldo;将来&rdo;的某一天呢？那你还能断然拒绝吗？你好意思使对方仿佛感觉到你根本没有了&ldo;将来&rdo;似的吗？而我们的可敬的编辑们‐‐这些兢兢业业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ldo;工蜂&rdo;们啊，他们初登某一位小说家的家门时，有哪一个不表现得极为虔诚呢？虔诚是他们的竞争法宝、通用的法宝。我们的小说家大抵被这一法宝所降服。即令最不讲情面的，也难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时。

何况我是个&ldo;抹不开情面&rdo;的人。北方俗话所谓&ldo;破车子好揽债&rdo;。

这是性格悲剧。

沉重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每个人规定了宿命的角色。我们往往无奈地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许我们的内心发挥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特点。内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ldo;好人&rdo;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ldo;自我&rdo;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ldo;怪人&rdo;、&ldo;恶人&rdo;，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ldo;自我&rdo;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ldo;自我&rdo;。

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ldo;你吃饭了吗？&rdo;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ldo;不&rdo;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ldo;吃了没有？&rdo;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9缺失灵魂的城市发展

在我的&ldo;欠债簿子&rdo;上四五页记载了二十几笔&ldo;债&rdo;‐‐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这一笔&ldo;债&rdo;我已经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内疚。尽管《花城》早已经不再来催稿信了……

我想，我还是得写。我还是得还&ldo;债&rdo;。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惭地对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么。我应诺过的竭力去做了……

于是我又写……

写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订机票。

带着草稿，我去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飞机误点五个小时，走出机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天在下雨。许多人举着牌子接客。我一一细看那些牌子，没有接我的。我拍给《花城》的电报，在他们下班后才送到。

同机乘客一出机场，便奔上各宾馆专车。我早听人说，广州住宿很贵，又正值广交会期间。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车，先问房价。一听房价，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湿。直至最后一辆车，是广州军区第几招待所的，上去问最便宜的房价，十七元。十七元‐‐我还犹豫。

没有一个有点儿良心的作家居然不为编辑部的经济而精打细算。

&ldo;走吧！再不走，没车了！广州这地方，十七元一宿够便宜的了……&rdo;

有一个男人好心劝我。

车上已没座了。

站着往窗外看，透过密织的雨帘，并未看到什么不夜城的灿烂灯火。这里那里，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离越远了。车分明地是驶在城郊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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