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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体系与法兰克君主制发生重大变革之间有何关联（第1页）

第一节官职和采地的变化

伯爵在各自领地内的任职期限原本只有一年，可是没过多久，他们的任期就变长了，因为他们花钱促成了此事。这种例子在克洛维斯的孙子执政时就已存在：为了能够继续在奥科塞城当伯爵，佩欧纽斯让自己的儿子姆默劳斯给贡特朗送钱，可是他的儿子却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了官，将父亲换了下去[1895]。国王从这时就已经开始败坏自己可以恩赏的土地了。

采地可以转让，这是国家法律允许的，但这种转让并不能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当时国家会议的一个首要内容就是这件事。我们说当时在任免伯爵和赏赐采地的问题上，都出现了腐败的情况，并非虚言；只要肯出钱，就能继续拥有采地、拥有伯爵的领地。

国王赏赐的恩地不全是永久性的，有的时效只有一段时间，这点我将在本章的后一部分[1896]谈及。有一次国王因为要收回恩地弄得整个国家怨声载道，没过多久，法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第一次革命就爆发了，在这场革命的第一阶段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震惊的事——博伦霍特之死。

原本是公主的博伦霍特，当上了皇后，他有当过国王的兄弟，也有当过国王的孩子，就算是罗马的市政官员或者行省总督，也未必有她的功绩，这也是她时至今日仍旧名声不坠的原因。她的才华是与生俱来的，处理起国事游刃有余，她的能力和德行素来为人敬重，可是那个在国内一直默默无闻的国王[1897]突然就害死了她，让她在死前受尽酷刑和羞辱[1898]。人们很难理解她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只有一种理由解释得通，就是人民因为某种特别的原因忽然不再敬重她了。克洛泰尔对她的指控是，有十位国王死在她的手里，可是这十位国王中的两位，难道不是他自己害死的吗[1899]？还有几位如果不是死于命运之手，必定是死于另一位皇后的恶毒；这个国家对于犯下了此种大罪的佛雷戴古德皇后都不予处罚，任由她死在床上，对博伦霍特的罪责，貌似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如果博伦霍特仍受军队的爱戴，谁能将她绑在骆驼上在整个军队面前游行。按照弗雷德伽尤斯的说法，博伦霍特的心腹普洛泰尔为了增加国库资产，不仅剥夺领主们的土地，还对贵族百般羞辱，人们忧心忡忡[1900]生怕丢了职位。普洛泰尔在整个军队的暴动中被杀死在营房里。或许是因为博伦霍特想为普洛泰尔报仇[1901]，也可能是因为博伦霍特和普洛泰尔走的路并无不同，人民越来越厌恶她[1902]。

作为一个野心家，克洛泰尔渴望独揽大权，满心都是报仇之念。他很清楚，若不能压制博伦霍特的儿子们，他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尽管他并不愿意，还是成了密谋中的一员。不知道是愚笨，还是身不由己，他居然以原告的身份，将博伦霍特说成了一个恐怖分子。

在这个以反对博伦霍特为目标的阴谋中，勃艮第宫相瓦讷歇尔作为核心成员，向克洛泰尔索要了一个承诺：他永远都是宫相，不会被迫离任[1903]。这和法国之前的领主们的状态并不相同，宫相的权力独立于国王的权力之外，就是由此开始的。

博伦霍特执政时的做法非常糟糕，遭到了全国的抵制。按照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永远占有采地，既然法律没有失效，那么就算采地被收回去了，人们也不能表示不满；可是，当人们获得采地的方法是不正当的，是贪婪、卑劣，甚至是腐败的结果，这时，若有人也如他们一般，通过某种不正当的方法抢走他们的东西——就像他们当初得到这些东西时使用的那种方法一样，他们就会满腹怨言。如果采地是为了公众利益被收回的，人们通常只能忍着。可是腐败已经冲破了外在秩序的封锁，某些人不过是为了能够肆意享用国库的钱财，才会接手国库的权柄。采地以前是对效忠的一种奖赏和期待，可现在不是了。博伦霍特选择通过腐败来战胜腐败这种积弊。意志不坚定并不是她出尔反尔的原因，家臣和权贵们之所以要杀她，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走。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手中的资料实在太少，要说编年史的作者们对于当时的历史知道多少，看看我们如今的村民对当前的历史了解多少，就知道了，应该差不了多少。但是，克洛泰尔在巴黎公会议上颁布的一项去除积弊的法令[1904]保存了下来，通过这项法令，我们可以知道，导致此次革命的那些怨愤被克洛泰尔压了下去[1905]。他在此项法令中，先是表明自己认同历代国王的恩赐[1906]，然后将家臣们被夺走的东西逐一还了回去[1907]。

在公会议上，这位国王做出的妥协可不止这一件，过去的那些解除教士特权的举措[1908]，他也想一一废除；皇室对主教任免的影响也在他的努力下变小了[1909]。他还改革了税制，废除了所有新税种[1910]和贡特朗、西格贝尔、西尔佩里克去世后设立的桥税[1911]；换句话说，他废除了佛雷戴古德和博伦霍特掌权时的所有规定。他严禁自己的牲畜踏足私家森林[1912]。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的改革不仅具有更高的普遍性，还对民事活动进行了规范。

第二节民事行政改革

写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发现了，人民对于主人们的决定和做法，做出的回应是草率和焦躁的，他们站出来对主人们的争执进行调解，要求他们必须和平相处。但是，人民现在的做法称得上史无前例，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他们审时度势，从容不迫地核查法律，并对其中的缺陷加以弥补，他们压制暴动，节制权力。

佛雷戴古德和博伦霍特掌权时，采取的措施颇具硬汉之风，既勇猛又粗暴，人们尚未感到惊奇，她们就先生出了警惕之心。佛雷戴古德用邪恶来终止邪恶，她以下毒和谋杀为借口去下毒和谋杀，她的行事风格让她策划的谋杀案脱离了公共权力的范畴，更多地停留在私人恩怨中。佛雷戴古德做了很多坏事，可更让人畏惧的是博伦霍特。面对此种险境，考虑到民事行政问题的严重性比封建秩序更大，人民便不能只是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性，民事行政也不能遗漏。再加上民事管理方面的弊病已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认为相比于法律方面的弊病，风俗上的弊病是更大的原因，所以说，更危险的是民事管理方面的腐败。

通过图尔的格雷瓜的《法兰克史》和其他著作，我们发现，暴虐蛮横的不仅是这个民族，还有它的君主。因为整个民族都狠毒暴虐、残忍不公，所以君王们也都是这样的人。或许基督教偶尔也能让他们表现出平和的一面，可这不过是因为基督教从不会对凶徒手软。圣贤神奇、高洁的事迹只是教会用来自保的手段。国王们是因为畏惧神明的处罚才敬拜神明的。但是，神明并不会因为他们做下的其他恶事和不公而立即惩罚他们，所以不管是出于鲁莽，还是深思熟虑，他们仍旧作恶多端。我在前面说了，凶狠暴虐的法兰克人遭到了同样凶狠暴虐的国王的欺辱，事实正是如此；在抢掠这件事上，他们并不比君王逊色，所以君王们的抢掠和不公，是吓不住他们的。在国王的训谕[1913]面前，法律名存实亡。所谓训谕，是一种和过去罗马皇帝的敕谕相近的文书。国王们如果不是继承了这种习惯，那只能说他们天性如此。通过图尔的格雷瓜尔的著作，我们知道，他们杀人不眨眼，被告死前甚至没有辩白的机会。他们颁布敕令，不顾法律规定逼人成婚[1914]，侵吞遗产，陷害亲属使其失去权利，强迫修女嫁人。实际情况是，他们不仅不制定法律，还让现行的法律遭到了重创，以致无法执行。

克洛泰尔的敕令对各种弊病进行了纠正：无论是谁，只有经过审讯才能判定罪责[1915]；只要法律允许，亲属即可成为遗产继承人[1916]；逼迫女子、寡妇、修女成婚的训谕，一律废除；任何人都不能遵照训谕行事，如有违反，从重处罚[1917]。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这条敕令的第十三条和后面两条已经遗失，不然，我们就能对这条敕令掌握得更加精准了。第十三条只剩下前几个字——严禁违反训谕，此处的“训谕”所指代的内容明显不会是同一法令中刚刚被我们谈及的那些。据我所知，这位君主还有一道敕令[1918]和这道敕令有些关系，它对训谕的所有弊端进行了纠正。

我们不知道这道敕令是何时、在哪里颁布的，巴吕兹认为它是由克洛泰尔颁布的，但我认为它的颁布者是克洛泰尔二世，有三个理由支持我的观点：

1.按照此项律令，前两代国王赐予教会的豁免权，国王不得废除[1919]。法兰西是克洛泰尔一世的祖父去世之后才建立的，而且他也不信基督教，所以教会根本无法从他那里得到豁免权。但如果此项律令是克洛泰尔二世颁布的就不一样了，他的祖父克洛泰尔一世因为烧死了儿子科拉姆纳与儿媳和孙子，所以给了教会大量好处以赎清罪孽。

2.直到克洛泰尔一世去世，这项敕令想要纠正的弊端也没消失，不仅如此，在软弱的贡特朗、暴虐的西尔佩里克、让人厌恶的佛雷戴古德和博伦霍特掌权的时候，这种弊病反倒愈演愈烈，达到了顶峰。看到已经被严肃地压制下去的弊病卷土重来，人们一定会大声疾呼予以抵制的，绝不会什么都不做。人们曾在希尔佩里二世再次施行暴政时，强迫他下达一切照旧，以法律和习惯法作为审讯依据的命令；可是这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3.最后，制定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清除弊病，可是在克洛泰尔一世掌权的时候，这种怨愤，在他治理的国家中并不存在，而且他当时的权威和名望极重——特别是在人们所推断的此项法令发布的这一时期，所以绝不会是他制定的；相反，在克洛泰尔二世掌权时发生的种种情况和此项律令极为符合，这些事也是国家后来发生的政治革命的导火索。历史可以为我们解读法律，法律也可以为我们解读历史。

第三节宫相的职责

克洛泰尔二世曾对瓦讷歇尔承诺：宫相之职永远是他的，绝不会罢免他。这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革命引发的另外一个结果。从此之后，宫相再不是国王的官员，而是国家的官员；再不需要由国王指派，而是要通过人民投票进行选拔。戴奥多利克和朗德里柯都是革命之前的宫相，前者是普洛泰尔任命的[1920]，后者是佛雷戴古德任命的[1921]，而在革命之后，选举宫相的权力到了人民的手中[1922]。

有些作者认为博伦霍特时期的宫相和之后的宫相并无不同，将国王的宫相和国家的宫相混为一谈，可我们不能这么做。众所周知，不管是勃艮第王朝[1923]，还是在法兰克前几代国王执政的时期[1924]，宫相都不是最顶层的官职。

对于那些拥有官职和采地的人，克洛泰尔采取了安抚措施；对于瓦讷歇尔死后空出的宫相一职，克洛泰尔将领主们召集到特鲁瓦，询问他们是否有合适的继任者。参会人员高喊，自己不会选任何人，一切听从克洛泰尔的安排，由他决定宫相的人选[1925]。

达戈贝尔也将国内的权贵召集到一起，就像他父亲做的那样，人们没有选一位宫相给他，因为对他极为信任。军事上的成功和不受限制的感觉让他再无顾虑，他决定重启博伦霍特的计划。但他失败了，奥斯特拉西亚的臣属们没能稳操胜局[1926]，刚一败给斯拉夫人就逃跑了，以致蛮族占领了奥斯特拉西亚的边境城市。

他对奥斯特拉西亚人承诺，他儿子西格贝尔将会接手奥斯特拉西亚，而且他还会给西格贝尔一件宝物，政府和宫相之职将由库尼庇尔主教和阿达吉斯公爵接手。当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弗雷德伽尤斯在他的书中并未逐一记录，但通过国王颁布的律令，我们可以知道，所有条件他都答应了，这也是奥斯特拉西亚能够马上转危为安的原因[1927]。

临死之前，达戈贝尔嘱咐埃加照顾自己的妻子南特西尔德和儿子克洛维斯。维斯特里亚和勃艮第臣属们将年幼的皇子克洛维斯推上皇位[1928]，并将管理皇室之责交给了埃加和南特西尔德[1929]，他们将达戈贝尔抢掠的所有东西都还了回去[1930]。若非如此，飘散在纽斯特利亚和勃艮第的怨愤之词如何能沉寂下去，就像已经得到安抚的奥斯特拉西亚一般。

太后南特西尔德在埃加死后，要求勃艮第的领主们选弗洛卡都斯为新任宫相[1931]。弗洛卡都斯给勃艮第的所有主教和大领主写信，许诺终生不会损害他们的恩宠和官职[1932]，并立誓一定信守承诺。据《王室的宫相》这本书的作者说，宫相开始掌控国务的起点就是这里[1933]。

作家弗雷德伽尤斯是勃艮第人，他对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利亚宫相的记述，远没有对前面说到的革命时期宫相的记述详尽。但是，在勃艮第签署的协议，因为相同的原因在纽斯特利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也签署了。

相比于国王，人们更愿意将权力交给宫相，因为国王的权力代代相传，可宫相却是出自他们之手，要顺应他们的意愿。

第四节宫相之事体现出的国家的特点

放着现成的国王不用，另选一个人掌控国王的权柄，这种政治体制，人们觉得很难理解。但是，我认为法兰克人只是顾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才没启用这种体制。

日耳曼人是法兰克人的祖先，按照塔西佗的说法，法兰克人选择国王的标准是血统尊贵，选择领导人的标准是品行出众[1934]。国王由世袭产生，宫相由选举产生，墨洛温王朝的情况正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敢在国民会议上表示自己将带领大家成就宏图大业，号召所有人追随自己，选自己为首领，那么这个人必定既有国王的权威，又有宫相的才华，这毋庸置疑。尊贵的血统让他们身具王者气度，崇高的德行让他们拥有众多视其为领袖的追随者，让他们得以被选为宫相，获得宫相的权柄。凭借着国王的身份，我们前几代的国王得以执掌法院和会议，并经会议批准订立律法；凭借着公爵或元首的身份，他们挑起战争，统御部队。

瓦伦梯尼安曾经授予指挥权[1935]的阿波加斯特，就是法兰克人，从他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法兰克人在此事上才干如何。皇帝被他囚禁在皇宫里，完全接触不到任何军事问题和民生问题。阿波加斯特那时的所作所为和后来那些百彬的所作所为没什么不同。

第五节宫相篡夺君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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