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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七章 转变与发展（第2页）

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一结论，未见准确。

因为这个不准确的结论，把中国历史上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始置黔中郡于临沅今湖南常德的“黔”字的历史根脉以及隋文帝于公元582年复置黔中郡于恩思今湖北恩施唐高祖于公元618年置黔中都督府，以及黔中道，黔中观察使，黔中观察处置使，黔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等于彭水乌江下游今地的行政机构并衔接宋朝的黔南道，宋徽宗以黔南路子公元119年始建贵州防御使于乌江流域中段思南州城今地的。

近千年帝王们以“黔“字旨令开疆拓土的历史流源全部割断。

为此，为正本清源，贵州建省，当始建于宋徽宗以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的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后，以“贵州”法定区划署名，于公元1119年始建的贵州防御使，应定为贵州建省之始，到公元2019年，贵州建省当有九百年了。

至于到了之后的清朝时期，则取消了贵州军政府的设立，因为雍正在这一时期采取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

当然，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许多人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

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

三是开辟“苗疆”，设官建制。

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这具体要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说起，胤禛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颂诏天下。

在雍正统治的这13年时间里，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加强了封建中央王朝的高度集权统治。

即位以后，即迅速渐次剪除诸皇子，以及大臣年羹尧与隆科多势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同时在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上，对于雍正元年1723年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的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赞丹津分裂割据势力，迅速出兵平叛。

对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仿内蒙古札萨克制，编旗设佐领，并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

对喇嘛教寺院也大力进行整顿，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重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并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

雍正三年1725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事务。

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下，并有利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和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

此时，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基本奠立，清代前期又正处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时期，封建中央王朝集权的加强，必然要求加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区的统治，这就和维护自身统治的土司势力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也与未曾设官建制地区的地方首领势力产生矛盾，甚至激化。

雍正统治时期适值集权的巅峰，因而矛盾也就更加尖锐化了，促使雍正时期在西南广大民族地区，实行大规模地改土归流。

要知道土司制度是土官制度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由土官走向流官的桥梁。

土司制度越是严密和完善，它与流官制度的差异越小，最后终究要为流官制度所取代。

清朝是土司制度极盛之时，也就是改土归流到来之日。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是一场社会变革，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深刻原因。

它意味着中央集权最后战胜地方分权，地主经济冲破土司割据的藩篱而获得发展，封建文化得以渗进闭塞落后的角落。

诚如魏源在雍正西南夷改流记所言:“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后笑先咷，安知非福一时之创夷，百世之恬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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