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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江湖之人（第4页）

考“山人”一称，从其起源上来说，应该是指那些既有“名山不朽之业”，却又“标韵高绝”之人，诸如太白山人孙一元、弇州山人王世贞、李山人（梦阳）、何山人（景明）、徐山人（祯卿）、李山人（攀龙）、宗山人（臣）、祝山人（允明）、王山人（龙）、文山人（徵明）、沈山人（周）、唐山人（寅）之类。史载，有一布衣投诗于王世贞，自称“山人”。王世贞批其诗尾云：“此曹何所长，而称山人耶？”可见，得山人之称，颇为不易。

随着时代的变迁，山人一称也发生了变化。于是，时人开始以“有位”与“无位”作为区分是否山人的标准。换言之，只要是公卿，即所谓的“轩冕”者，尽管他碌碌无为，也必须称为“青云之士”；反之，只要是布衣，即使他挟诗文奔走公卿之门，也可以称为“山人”。

于是，方术之士或医生，也以“山人”之称为高。

山人虽奔走于公卿之门，但有时也多简傲、自夸，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人格的独立性。这可以一些山人对联加以说明。如王稚登家的桃符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钱象先家之对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这两副对联都是从杜甫诗句中化出，无疑显得有点自夸。而陈继儒堂中一联云：“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

所用是陆游之语，表面上看来有些谦抑，但内心实际上很简傲。从这些联句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山人的双重人格。

在明代，清客这一阶层的外延在逐渐扩大，即使像相面、算命之流，他们游于公卿之门，被公卿视为“狎客”。如胡可泉任苏州知府时，曾在门外贴一对联，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

在明代，还有一种“帮闲”，也属于游闲之民。什么是帮闲？明人朱权作如下解释：“无藉之徒，不务生理，专帮富家子弟宿唱饮酒，以肥口养家而已。宋柳隆卿、胡子传是也。”

这种帮闲，也可以称之为“狎客”，俗称“篾片”，其实就是善于趋奉凑趣的门客。明代南京秦淮河畔旧院中，有一些著名的狎客，如张卯官之笛，张魁官之箫，吴章甫之弦索，钱仲文之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朱维章之串戏，柳敬亭之说书，全都凭藉自己的一技之长，或集于李十娘与李大娘家，或集于顾媚的眉楼，每集必费银百两，靠此帮衬，才得以维持生计。

在明代，一些少年浮浪子弟，仗着自己家里有几贯钱财，自家又有一些小才艺，于是浪迹逛游，无所顾忌，其实并没有那些豪杰的本领。有时候遇着一些下流匪类，就引入嫖赌一路，诱他们一掷千金，还胡说这些都是豪杰的本色，又引诱他们偎红倚翠，胡诌这是才子的风流。这些浪荡公子手中本钱有限，过不了多久，就被弄干净了。这一批人，专门白手骗人，在江湖上打憨虫，这在北京叫作“帮衬的”，意思是说鞋有了帮衬，外面才好看。苏州人把这批下流匪类称作“篾片”，这如同那些做竹器的，先有了篾片，那竹器才做得成文。苏州人有时又称他们为“老白鲞”。意思也很好理解，那鲞鱼是海中贱品，但若与各色肉菜一起烹煮，吃起来就津津有味、妙不可言了。因此，这种人极是有趣，喜的是趋炎附势，惯于阿谀奉承，不好的也说好，不妙的也说妙，帮闲热闹，乃至凑趣，确实让人一时舍不得他们。到后来，苏州、杭州人又把这些人称做“陪堂”，统称“帮闲”。

帮闲已如上释。下面引述两段描绘帮闲的诗与短歌，以便对他们有更感性的认识。一首诗摘自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卷31，诗曰：

每日张鱼又捕虾，花街柳陌是生涯。

昨宵赊酒秦楼醉，今日帮闲进李家。

另一首短歌引自方汝浩《禅真后史》第13回，短歌道：

白面郎君，学帮了介闹，勿图行止只图介钱。脸如笋壳，心如介靛；口似饴糖，腰似介绵。话着嫖，拍拍手掌，赞扬高兴；讲着酒，搭搭屁股，便把头钻。兜公事，指张介话李；打官司，说赵介投燕。做中作保是渠个熟径，说科打诨倒也自新鲜。相聚时，卖弄介万千公道；交易处，勿让子半个铜钱。话介谎，以捕风捉影；行介事，常记后忘前。害的人虎肠鼠刺，哄的人绵里针尖。奉承财主们，呵卵脬，捧粗腿，虚心介下气；交结大叔们，称兄弟，称表号，挽臂介挨肩。个样人勿如介沿门乞丐，讨得个无拘束的自在清闲。

上引诗与短歌中，已把帮闲的嘴脸刻画得栩栩如生。

除了帮闲之外，在明末还有一种叫“老白赏”的人，大致也与帮闲相同。老白赏可能与“老白鲞”是同一类人，都是指“清客”，只是写法不同，其释义也就稍有差异。

那么，这些清客究竟是一种什么人呢？在明代，苏州、松江一带到处传诵着一个讽刺清客的谚语，其中云：

一清诳，圆头扇骨揩得光浪荡；二清诳，荡口汗巾折子挡；三清诳，回青碟子无肉放；四清诳，宜兴茶壶藤扎当；五清诳，不出夜钱沿门跄；六清诳，见了小官递帖望；七清诳，剥鸡骨董会摊浪；八清诳，绵油直裰盖在脚面上；九清诳，不知板腔再学魏良辅唱；十清诳，老兄小弟乱口降（音扛）。

这个谚语虽极通俗，但绝不会出自大字不识的下层平民之手，也不会出自乡村的陋巷之士，必定出自一个轻薄文人之手。从这一则谚语中可知，清客比起那些闲汉、帮闲来，面子上似乎要清雅一些，但究其实，正如明朝人何良俊所言，也不过是一些游手好闲之人，是“百姓之大蠢”。

清客又称“老白赏”，取这一名字，其本意如何，现在看来已不太清楚了。据有人猜测，这些人光着身子，身无分文，但随处插脚，不管是人家的山水园亭，还是骨董美女，不费一文，就可以白白鉴赏把玩，故称“老白赏”。老白赏又称篾片。这是嫖行里的行话。譬如嫖客本领不济，望门流涕，不得受用，所以只好靠着一条篾片，帮贴了方得进去，所以叫做“篾片”。有时又叫做“忽板”。此名也有来头。如大老官嫖了婊子，这些篾片陪酒夜深，巷门关紧，不便走动，就只好借一条板凳，一忽睡到天亮，所以又称“忽板”。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还出现了“女山人”与“女帮闲”。所谓女山人，就是指那些懂得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凭藉她们的技艺，往还、周旋于公卿士大夫中间，被人称作“女郎”。

如明末竟陵派文人谭元春就记载了一位女山人，名澜如，善于画兰，还懂书法，粗知韵事，“与一时素士交处”，故时人称之为“女山人”。

所谓女帮闲，就是凭藉自己的技艺、口舌周旋于一些大家闺秀或名妓之间的女子。万历年间，松江的吴卖婆，就是最好的例子。吴卖婆，名木樨，原为范太卿家女奴，后长卖吴姓，在当时有“女帮闲”之称。说其为“女帮闲”，则是因为她借助“卖婆”的身份，亦即借兑换首饰，又略有姿色，得以出入大家，而一些士大夫也颇与她狎昵。随后她又制造淫具、淫药，“以干妇人之好淫者，多得重货”。至万历二十年（1592），被“去衣重责，追赃”。

五乞丐

乞丐的来源，或是乡村中失去土地而衣食无着的农民，或是因灾荒而逃离故乡的农民，或是浪荡子堕落而为乞儿，或是生性好吃懒做之人。无论是哪一种人，乞丐都以求乞而生存。

在宋代，朝廷设立悲田院，安置这些乞丐。到了明代，朝廷同样设立养济院，安置这些衣食无着的乞丐。乞丐也有自己的户籍，称“丐籍”，大概属于贱民之籍。不像流氓、无赖，属于“无籍之徒”。这种丐籍，到清雍正年间，才正式撤销。

作为游民群体中的一员，乞丐也有自己的行业神。首先，乞丐奉佛教中的“独孤长者”为自己的守护神。如在明代，除在天下府州县设养济院外，还在南北两京设“舍饭寺”，“以济贫贱”。北京的舍饭寺有两处，都由内臣“主饕飱之出纳”。西边的一所叫“蜡烛寺”，近燕山左卫；东边的一所叫“幡竿寺”，靠近井儿。幡竿寺的伽蓝殿内，塑有“给孤长者”的像。

这位给孤长者，又称“给孤独长者”，是“须达多”的别称，本为古印度拘萨罗国舍卫城富商，释迦的有力施主之一。因常为孤独的贫贱者施食，故世称“给孤独长者”。其次，乞丐又将南宋刘宰奉为自己的行业神，俗呼“猛将”。据载，“南宋刘宰漫塘，金坛人。俗传死后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江以南多专祠。春秋祷赛，则蝗不为灾，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

乞丐也分临时性乞丐与职业性乞丐两类。凡是临时性乞丐，大都因为灾荒或失去土地等生存条件所致，一旦有机会，他们仍会成为编户齐民。而职业性乞丐由好吃懒做者构成，他们贪图流浪乞讨的自在与快活，一生专以乞讨为生。

明代北京，乞丐之多，确乎令人惊讶。明人谢肇淛记：

京师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大抵游手赌博之人，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裤，不数掷，保呼道侧矣。荒年饥岁，则自北而南，至于景州，数百里间连臂相枕，盖无恒产之所致也。

在北京，一般将乞丐称作“花子”，或叫“叫化子”。为什么有如此称呼，其义在明代巳不知其详了。每当数九寒冬之夜，在城内五坊有铺舍专门供这些乞丐晚上歇宿，但每晚必须向守门者交纳一钱，方许进入。无钱进入者，就只好在干粪堆中挖一土窖，在里面稍避风寒。

从唐、宋以来，京城乞丐游食就相当众多，蜡烛、幡竿二寺所养贫人，不及万分之一，所以叫号冻馁者还是充满天街。于是，“公卿大老有载钱自随，车马所过，辄散以予之，每逢呵殿，罗列两旁，小民相传以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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