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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康复与预后（第4页）

精神分析疗法：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提出人的性欲不是从青春期才开始、而是和食欲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这一论断。弗洛伊德说：“变态的性生活就是幼儿的性生活，不过范围大小和繁简不同罢了。”他还认为：“正常的性生活和变态的性生活都起源于幼儿的性生活。”“性变态是人类在基本、最普遍的倾向；这些倾向在儿童期就已经存在了。”成年后所出现的性心理障碍，属于“儿童性欲”，是“心理发展的停滞或幼儿化（退行）的结果”。在人的性心理发育过程中，幼儿性活动的各个阶段都可停滞不前，这便是固着。其固着处多是性欲得到满足、感到快乐的阶段，即使一次纯粹偶然的经验也可形成固着，使性心理不能继续发展成熟。另一个可能的机制是退行，性心理尽管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有了成熟的性生活，一旦遇到客观现实的阻碍或其他精神上的创伤，增高了的性兴奋无法得到正常的宣泄和满足，便只好另寻出路，退回到已经童年某阶段的固着处，寻找已经放弃了的性对象，以求得到宣泄。

客体关系理论则更为重视两岁以内母爱的缺失对人格及性行为的影响。

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与来访者在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与来访者探讨性心理障碍的内心感受，探讨其异常性行为的潜意识意义，与来访者一起回忆其幼年经历，特别是性心理发展过程，回忆并修复其早年心理创伤。一旦来访者领悟了性心理障碍背后的心理意义，其症状就会明显减轻，甚至消失。

认识领悟疗法是由钟友彬先生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创立的一种短程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治疗露阴症、窥阴症、摩擦症和恋物症效果较好，但必须要求病人有求治愿望，与医生合作。钟友彬（1992）曾用此方法治疗了33例性变态者，其中有27例发生明显的好转，表明这种方法治疗性心理障碍是有效的。该疗法通过对患者童年时期生活历程的分析，找出患者童年时期所遇到的性心理创伤或诱惑，告诉患者各种病态行为是由于这些创伤或诱惑导致的幼稚、荒谬、不合逻辑的处事方法和后果，使患者得到领悟，认识到自己是用儿童式的性乐方式去解决成年人的问题，从而使症状消失，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六、康复与预后

对性欲倒错障碍，生物学治疗，效果不确定；心理治疗，难度很高。主要困难在于：首先，来访者不愿意主动求医。患者因异常性行为侵害他人而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些惩罚虽然是没有直接治疗效果的，却是必要的，因为惩罚能够增加患者主动寻求医治的动机；其次，来访者不愿意主动放弃自身原有的性行为方式；再次，来访者短期内难以形成新的、健康的性行为方式。

附：同性恋

一、定义

性取向是“持久的对某一特定性别成员在性爱、感情或幻想上的吸引”；同性恋指的是“对自身性别成员基本的或绝对的吸引”。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性取向”；同性恋只是其中的某一种性体验和性行为方式而已。

二、历史

在人类社会中，人们普遍把以生殖为目的的男女两性之间性器官的接触（性交）作为最合理、最正常的性行为方式，而把与此相背离、走向歧途的异乎寻常的性行为方式看作是违背道德、有伤风化、戕害身心的变态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同性恋的性行为，曾被认为属于性犯罪。不过，不同的国家、民族和社会集团对性行为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某种性行为的评价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的历史中，从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到风流倜傥的才子，从财主商人到市民村夫，其同性性爱的记录遍及四处，举不胜举。唯一可以看到的对同性性行为进行制约的法律条文只见于1784年的满清律法，但这一条文从没有认真执行过。因而，对同性恋的认识也较为宽松，同性恋没有被列入“淫乱”。把同性恋视为“不正常”是从“五四”开始的，是从信奉基督教的白人文化中“借鉴”过来的。

而历史上，西方对同性恋的认识与中国截然不同。西方人关于同性性行为有罪的信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同性性行为被基督教会谴责为罪恶，并在一些欧洲国家，包括英国，被定为违法。在某些情况下，男人会因为介入同性性行为受到监禁。十九世纪末期，在欧洲和美国，同性性倾向被认为是一种医学上病态，同性恋同时也被当作是罪恶的和违法的行为。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入21世纪后，从世界范围来看人们对这种偏离行为的看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比如，对于同性恋从最早的认为是犯罪过渡到非罪有病，再从非罪过度到非病。

国际科学界主流观念从心理卫生和精神病学层面上否定了同性恋和社会道德相关的观点。随着精神病学界对同性恋者在智商、心理平衡能力、判断能力、可信赖程度、职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否定了将其认定为精神障碍的观点。

1973年，美国心理协会、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行为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删除。虽然如此，世界卫生组织编定的《国际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ICD-10》、我国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版本CCMD-3》依然把同性恋包含在性心理障碍分类中，但其中有一项说明：同性恋的性取向本身不再被划为病态。

当前某些西方国家对同性恋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在北欧几国，如芬兰、挪威、瑞典，以及美国等，都有了有关同性恋者婚姻或类似婚姻关系的法律条文。另外，德国和法国也颁布了相关条例。一般关于同性恋者的婚姻或类似婚姻的规定，对他们彼此在法律权利和义务、身后财产继承、共同领养孩子等方面都有相关保护。

三、同性恋的类型

绝对同性恋：顾名思义，只对同性有性的欲望。

双性恋：他或她能同时被同性及异性唤起性欲，与相同和不同性别者均可发生性行为，都能有性高潮。

境遇型同性恋：是一种纯属客观因素造成的同性性行为模式。一旦能够脱离这种环境，就又会恢复原来的异性恋性行为。通常是男女与其同性被长期关在一起的结果，例如在监狱中，其同性性行为的目的主要是性欲的宣泄。

主动型和被动型：同性性行为有时也成为行使权利的象征，一方借此显示对另一方的控制。主控的一方叫做“主动型”，受控的一方叫做“被动型”。实际上，同性恋者在具体性爱活动中，经常会在主动与被动之间交换角色。但是，根据我国许毅等的随访观察，大多数主动型同性性行为实施者在随后的数年时间内，放弃了同性性行为。

四、流行学

根据德国著名性学创始人和同性恋现象的最早研究者赫兹菲尔德的估计，同性恋及双性恋这两种人要占到全部人口的1～5%。后来，美国多项调查发现同性恋占人口的10%。在中国，素质性（绝对的）同性恋在自然人群中约占2%～4%。素质性同性恋，具有跨种族、跨文化普遍存在的特征。根据我国许毅等研究发现，我国男性同性恋的“浮现率”为人群的0.68%。根据教育部的推算，男性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发生率大约为1%～2%。

五、原因与机制

关于同性恋的形成原因，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都做过大量的研究和探索，至今原因不明。总体来说，同性恋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生物学理论

目前，科学家对先天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生理因素的测定上。但至今仍没有一种理论得到确证和一致的公认，其中包括胎儿期染色体、遗传基因，大脑结构，性激素水平。

在生物学因素的研究上，关于遗传因素影响的最新研究引人注目，它通过对同卵双生兄弟和异卵双生兄弟中同性恋同时发生的比例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探讨遗传因素部分地影响了同性恋倾向的形成。研究表明，同卵双生兄弟同为同性恋者的发生率为57%、而异卵双生兄弟的只占24%，而一般兄弟同为同性恋者的发生率13%。对于女性，同样的研究显示，同卵双生姐妹同为同性恋者的发生率为50%、异卵双生姐妹同为同性恋者的发生率为16%，一般同胞姐妹同为同性恋者的发生率为13%。

1993年，Hamer等选取40对男同性恋兄弟的DNA样本进行基因连锁分析，最终结果显示X染色体上的Xq28区域有5个标记物（DXS52，G6PD，F8C，DXS1108，DXYS154＃）上存在与同性恋相关的连锁。Hamer认为，性取向可能与X染色体长臂上的一段约4百万个位点上的碱基对有关，有学者后来将其命名为“GayGene”。1999年，Rice等人的研究却得出了相悖的结果，并质疑了Xq28的假说。他们在加拿大人群的连锁分析中发现，46对同性恋兄弟中仅有20对有共同的Xq28标记，即46%的共享率，统计不具有显著。Rice总结：即使Xq28与同性恋之间存在着连锁，这个连锁也会因为太弱而显得无关紧要。两人针对Xq28区域是否存在同性恋基因进行了广泛的争论。Mustanski进行了男性性取向的全基因组扫描研究。对来自146个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性恋兄弟家庭的456位被试，使用403个微卫星标记在10-CM的间隔下进行基因扫描。结果显示最高的最大似然估计值（3.45）位于D7S798附近的7q36上。一项近期开展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则提出，与男性性取向相关的两个位点分别位于8号常染色体和Xq28区域，其最大似然值分别达到了4.08和2.99。国内许毅、胡少华等针对汉族男性同性恋的全基因关联分析也证实了遗传机制的重要性。

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性激素影响脑性分化及个体性倾向的可能机制，与性激素对神经元的作用相关。一个可能机制是性激素对脑神经元的间接作用，即通过与脑内特定部位的细胞内受体相结合形成复合物，然后经过核转位，与基因上特异的激素反应元件结合，影响特定基因的表达及蛋白质的合成。另一条可能途径是性激素的直接作用，通过改变某些脑区神经元的膜通透性，进而影响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灭活、合成以及突触后膜受体敏感性而起作用。性激素与多种神经递质之间相互作用，影响脑的性分化及个体的性取向，进而形成其特殊的神经内分泌效应。

其中，与性取向有关的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5-羟色胺（5-HT），已被证实与男性和雄性小鼠的性行为如勃起、射精以及高潮相关。国内饶毅等的最新研究中，通过实验解析了哺乳动物的性选择机制。他们首先比较了野生型的小鼠与缺失中枢性血清素神经元的小鼠，前者表现出对于雌性更强烈的兴趣，而后者却失去了性选择的能力，出现了雌雄偏好的显著降低。之后研究人员进一步通过敲除了Tph2相关基因——其表达物涉及大脑中5-HT合成过程中关键的第一步，制作出5-HT耗竭鼠，这些老鼠显著出现了对雌雄同等追求的表型。后续研究也表明，如果在小鼠中注入5-HT，这些缺陷型小鼠能够恢复性选择能力。

对男性同性恋者的尸体解剖发现，男性同性恋视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nucleus，SCN）的体积是男性异性恋的1.7倍，并且神经细胞数目是男性异性恋的2.1倍。LeVay发现下丘脑前部间质核-3（INAH-3）在男性异性恋中的体积是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异性恋的2倍多，且男性同性恋与女性异性恋之间无差异性。Allen等对90例男性同性恋、男性异性恋和女性异性恋尸体的大脑前联合（BNA）研究后发现，男性同性恋的BNA中缝平面比男性异性恋大34%，比异性恋女性大18%，研究认为这种大脑结构的差异可能构成了男性同性恋、男性异性恋、女性异性恋之间认知功能和大脑优势侧差异的基础。关于大脑体积对称性方面，Savic等发现：男性异性恋与女性同性恋存在明显的大脑体积不对称性，而男性同性恋与女性异性恋的大脑体积不对称性不明显。

有研究显示男性同性恋与男性异性恋在性唤起时杏仁核的激活模式存在差异，男性同性恋的杏仁核激活更大。也有研究显示了杏仁核的功能连接具有性别差异性。男性同性恋的功能连接类似女性异性恋，主要从左杏仁核连接杏仁核侧部、前扣带回、胼胝体和下丘脑；而女性同性恋的功能连接主要连接右杏仁核和尾状核、眶额回和前额回。

2.心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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