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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发展（第3页）

邓小平首先向李政道了解落实博士后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当李政道向邓小平说，博士后每人每年日常经费仅8000元，需增加到1?2万元比较合适时，邓小平马上说：“就这么定了，1?2万元。”

李政道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如此爽快地决定此事，立即站起身，走到邓小平跟前说：“我要代表这些青年的科学家谢谢您。”

邓小平摆着手亲切地说：“是我们要感谢你。他们是我们的娃娃。”

随即，邓小平谈到了人才问题，他指出：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

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注下，流动站建议很快得以落实。不久，中国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原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

李政道提出的建议都写入“报告”及与其相配套的博士后政策规定文件中。

《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的批准，标志着独具特色的中国博士后制度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和亲自决策下正式创立。

自中国博士后制度创立以来，李政道一直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顾问。在我国博士后制度实施过程中，他始终非常关注博士后事业的发展。

中国博士后制度在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蓬勃发展，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李政道每年都听取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博士后工作发展情况的报告，经常参加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与各位委员共商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大计。

李政道不止一次地在许多场合满怀激情地说：

祖国21世纪在全世界的前景和地位非常光明，祖国留学生在美国许多研究生院中成绩都是最好的，祖国的领导人和政府又这样重视青年人才，这样热心地为青年人才服务，正如很多人所说，从前科技上大部分是犹太人的世界，将来大部分必定是中华民族的世界。

李政道多次与博士后们座谈交流，常常听他们讲述科研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各项联谊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

每次座谈，李政道总是给他们鼓励，反复强调博士后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十年、二十年后，即将来的世界科技领袖相当多数将是华人，其中一部分应该就出在你们之中。

李政道经常勉励博士后们，要十分珍惜国家在财力还不充足的情况下为博士后创造的条件；要发扬民族的精神，团结的精神，为实现人生的理想目标，加倍努力地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已经成为一项能够促进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和推进人才合理流动的培养和使用高层次人才的制度。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无数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断改革创新，为中国培养了无数的科学人才，在教育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科学事业不断前进。

科研人员努力勤奋工作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老师华罗庚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更让陈景润兴奋的是，邓小平、聂荣臻专门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代表。

当陈景润伸出双手，握住邓小平的手时，不善表达的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的陈景润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佝偻着背，身材消瘦，穿着朴素的藏蓝制服，两只干瘦的手紧紧攥着小平的手，有些局促紧张，又充满了真诚的感激。

1978年3月27日，大会4位代表发言，陈景润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发言。

这一切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真地到来了，中国和科技人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陈景润原来住在中关村88号集体宿舍三楼一间6平米的锅炉房。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之外，别无他物。但是，薄薄的门墙却无法替它的主人挡住外来的风暴，白痴、寄生虫、剥削者、修正主义苗子，无数帽子扣向陈景润。

陈景润把所有的玻璃窗糊上纸，躲在里面偷偷摸摸搞科研。

陈景润用7年的时间简化完善了他原来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论证，使厚厚的几堆演算纸变成了薄薄的十几页。1973年，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国内外数学界为之震动。

陈景润的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这位科技界最大的“后勤部长”说：

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一千人就了不得。

邓小平曾多次过问陈景润的身体状况，并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了他生活的实际问题，改善其科研环境。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杨乐、张广厚在1965到1977年间，在《中国科学》外文版、《数学学报》合作发表8篇论文，在整函数和亚纯函数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成果。

1977年2月25日，杨乐和张广厚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数值分布理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还有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推动了函数理论的发展，轰动了国际数学界，被称之为“杨张定理”，其成果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他们师兄弟3人，成为当时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型。

《人民文学》杂志于1978年1月发表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用整整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建国以来从所未有的。一时间，洛阳纸贵。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瘦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当时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他们的成功，也成为他们老师华罗庚的骄傲。华罗庚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赫赫有名的数学家，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享有很高的荣誉。他在参加完全国科学大全之后，便立即投入到中国的科学事业之中。

当时有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部门，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导致学风败坏，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的现象。

1978年华罗庚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为当时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起到了良好地促进作用。

1979年5月，华罗庚到西欧作了7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这时的华罗庚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为了鞭策自己，表示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他专门写了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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