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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那段不平凡的岁月访原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李致（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回望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访原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李致

◎姚红

三十年潮起潮落，

风云回首，

总有一些人，注定要站在潮流的前端，

总有常人没走过的路，需要勇者去开拓。

2008年11月23日《出版商务周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稿

当我们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出版业出现的重要的人和事时，原四川出版总社社长李致进入我们的视野。屈指算来，李致离开出版岗位已经二十年了。之前，他先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和四川出版总社社长。这期间，出版界川军崛起，影响和带动了全国出版业的变革，而李致则是四川出版业变革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由四川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张京引见，我们采访了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之前和李致通电话，他说要用香茗一杯迎接我们。于是，在李致的成都寓所，一壶香茗，我们与这位四川出版界的老人摆起了龙门阵……

破“三化”坚冰

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这个会议被认为是“文革”后中国出版改革的另一个起点。然而谈到那次会议，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回忆，去长沙之前，他和社里几位领导碰头商量参加这次会议要低调，因为“恐怕会上要挨骂”。

李致的这种担心来自“文革”结束后四川人民出版社“违例”出的一系列图书。

走过十年疯狂而干涸的年代，人们如饥似渴地寻觅图书。然而，历经“十年浩劫”，哪里都是一片书荒，通宵排长队购书的场面屡见不鲜。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困难，使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致着手探索地方出版工作发展的新思路。以50万册《周总理诗十七首》为开端，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人民的怀念》《罗瑞卿诗选》《在彭总身边》，以及郭沫若、巴金、茅盾、夏衍等老作家的近作和曹禺的剧本《王昭君》等一系列图书，这些图书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轰动。突破禁锢需要勇气，也要承担压力。李致至今依然记得为了是否出版《周总理诗十七首》与同事反复研究；也依然记得《人民的怀念》刚刚发行，就接到上级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的电话责问这本书是谁主编的，刚刚粉碎“四人帮”，这些作者的政治面貌都没查清楚。……可以说每前行一步都是一波三折、如履薄冰。虽然他们都顶住压力，一步步走了过来，然而，毕竟“三化”的紧箍还套在头上，所以，在去长沙开会之前，他们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然而事态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长沙会议上，各地出版社对突破“三化”的呼声非常高，坐在下面的李致本来要“保持低调”，但此刻也忍不住向会议组织者要求“讲几句话”。就在前面几位同志发言的时候，李致在下面匆匆拟就了简短的讲话稿。他在发言中立场鲜明地阐述了自己所在的出版社为什么要突破“三化”的束缚，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并以事实为依据打消了一些人对这样做的顾虑。发言结束，众多参会人员纷纷上前和李致握手：“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后来这个发言被印在了国家出版局的简报上。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最后做出了结论：“地方出版社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至此，“三化”的坚冰被打破了。

在当时，湖南、吉林等不少地方出版社都意识到“三化”束缚了出版社的发展，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读书的需求，并在实践中有所突破。“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则是四川首先提出的。1980年2月15日，陈翰伯同志在给四川人民出版工作的邓星盈的信上说：“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四川代表详谈一次。我对你社出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地方出版社去了。”李致认为，现在总结起来，当时那样做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人在那里号召，而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一本书的风波

有人戏言李致是出书狂人，为理想而生。在“左”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退时，想做一个“出书狂人”何其不易。

报告文学《在彭总身边》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后来本书的作者又根据掌握的材料写了一本《最后的年月》，这本记述彭德怀在“文革”中蒙冤而死之前最后的岁月的作品感人至深，李致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流着眼泪读完书稿，甚至连捡字工人都是一边对着书稿捡字一边流泪。首印40万册，9天出版。在那个拨乱反正、全面否定“文革”的时代，书刚刚印出来，书店就排起了购买的长队。

但天有不测风云，新书刚刚面世一天，上级就打来电话要求立即停止发行《最后的年月》。一个原因是作者当时为彭德怀传记组成员，违背了个人不能发表文章的规定，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现在看来不是理由的理由。一部《最后的年月》不仅在出版界，而且在中央有关部门、军队都弄得沸沸扬扬，甚至一度有一位领导提出要开除作者的党籍。李致又一次成为了矛盾的焦点。李致没有躲避，他亲自登门拜访四川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说：“我是总编辑，你们要追究就追究我和出版社的责任。把关的是我和出版社，是我们鼓励和动员作者出书的。”

《在彭总身边》，景希珍讲述，丁隆炎记录整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最后的年月——续〈在彭总身边〉》，丁隆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的党籍保住了，李致又给时任中宣部部长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这本书内容很好，不应该叫停。虽然几经周折，但禁止发行的禁令依然没有解除，李致没有放弃，他想到了胡耀邦。

李致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是胡耀邦的老部下，“文革”时曾经一起被关过“牛棚”。李致到出版社工作后曾经给胡耀邦送过书，胡耀邦委托秘书写信给李致：“书收到了，耀邦同志要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为了一本书的命运，李致找上了胡耀邦的家门。他知道胡耀邦不喜欢唯唯诺诺的人，面对“文革”后曾经兼任过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李致开门见山：“耀邦同志，您号召我们出好书，现在出了好书又被禁，禁又没有正当的理由。我们该怎么办？”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胡耀邦也很为难，他想了想对李致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他看着李致，左手向外一扬，右手又向外一扬。李致看不明白，问是什么意思，胡耀邦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说道：“你们自己拿去发嘛。”胡耀邦给李致出了这样的主意。不过几十万册书怎么能发得完呢？好在经过一年的奔走，中宣部终于来了通知，同意《最后的年月》可以内部发行，由这本书引发的风波也算尘埃落定了。

在那个思想刚刚解放的年代，类似的事件只是李致出版生涯中许许多多磨难中的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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