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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当然，我们的认识仍须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之上，而暂把时下流行的各种&ldo;现代化理论&rdo;放在一边，或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无不可。[5]理论原产生于事实之上，对史事的新发掘新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得出新的理论。

一、先从人口说起

研究十八世纪，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问题：为何要以人口开局？

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首先，就是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ldo;共时现象&rdo;。

在历史中，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iddot;braudel）写道，&ldo;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rdo;。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ldo;退潮&rdo;；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ldo;减速&rdo;；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ldo;倒退&rdo;。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ldo;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与（人口）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rdo;。[6]

我们也可以补充说，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与西方仍有一定的差异，即每个阶段都比西方大约&ldo;早&rdo;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粗略地说，明代人口增加始于1400年（人口约8000万左右），结束于1600年（约有人口15000万）；清代则始于1700年或更早（约有人口10000万）。[7]换句话说，中国自十八世纪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后），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长这一&ldo;现代现象&rdo;。

从17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30000万左右（约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统计达到43000万，[8]是即所谓中国&ldo;前现代&rdo;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ldo;现代&rdo;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10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ldo;前现代&rdo;和&ldo;现代&rdo;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所谓&ldo;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rdo;，第一件事，就表现在人口的增加上。

对此，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说：在中国，随着财富的（成倍）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增加。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它在西方国家也应引起重视。[9]

在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ldo;现代史&rdo;上，是人口增加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增加？或是二者互为因果？……其中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这次人口增长视为&ldo;工业革命&rdo;的&ldo;果&rdo;，如果我们视其为&ldo;因&rdo;（哪怕只是部分或几分之一的），便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换一角度，我们如若把它当做一个&ldo;现代现象&rdo;，那么，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ldo;现代反应&rdo;，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职权加强，又一个共时现象

世界历史上的&ldo;共时现象&rdo;，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很大的兴趣。但可能争论最大，对我们来说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十八世纪这次了。[10]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ldo;共时&rdo;的，在人口增长之外，还有政府权力的加强。

在西方，随着&ldo;工业革命&rdo;的发生，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ldo;中央集权的加强&rdo;、&ldo;赋役改革&rdo;、&ldo;整肃吏治&rdo;，以及&ldo;反贪污&rdo;这几件事了。这种状况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十年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据说，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11]这样看来，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ldo;传统&rdo;的产物，而不符合&ldo;现代&rdo;的标准？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ldo;忽略&rdo;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ldo;脉动&rdo;，并与二十世纪（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ldo;大政府&rdo;现象直接有关。

扩大地方官员职责，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而一州一县地方广阔，事务繁多，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二千年间，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针对这种现象，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设官专司农事（如设巡农御史）等。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但应看到，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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