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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第一个脚印诗海泛舟再版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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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第一个脚印

——《诗海泛舟》再版序

蓝翎

小说家爱写“三部曲”，这在中外都不罕见。搞文艺理论的则很少写“三部曲”，大都一由到底。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诗歌论坛，却奇迹似地突然“崛起”了“三部由”式的诗论，由三位作者分别写出。先是《在新的堀起面前》，继之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最后是《崛起的诗群》。“崛起”者，平地突兀而出也。仿佛地壳大变动带来了造山运动，呼呼隆隆一阵响，都从地下钻上来。“前不见古人”，“崛起”的都是新来者，以青年诗人的代表者自命，以新诗的开创者自居。谁敢阻挡“崛起”么？那就把他“崛”到一边去。

如果真的是一座大山或一群大山在崛起，任凭谁有再大的力量，也绝对捂不住，铲不掉，其生命当以万年计。如果不是真山而是一缕青烟，那可很难说了。由此我联想到，小时在农村，每逢秋末冬初，野外干燥，常看到平起旋风，卷着枯草败叶粪沫黄沙，扶摇直上，远望似乎通天，也像一座山。老人以经验棚告：遇到旋风，立定脚跟不要劝，就不会被卷走。要是手中有镰刀，狠狠照着它砍一下，说不定能钩出一只红绣鞋来。妖精来时一阵风，旋风里面有妖精，这自然是迷信。我曾砍过不少镰刀，连半截鞋带也没砍下。但是经验却教育了我，旋风来了你害怕，要跑，也许被刮倒，立定脚跟不动，全然无事，这倒值得确信。我看诗歌论坛三次崛起的并不是什么巍峨的高山，而颇像三股旋风。一“股”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抉带的枯枝败叶，也已翻转飘摇着下落了——这当然也是“自由落体”，但实在没有意味着什么妙不可言的“哲理”。天仍然湛蓝，白云悠悠，雄鹰翱翔，菊花正黄，刚破土的小麦苗顶露斗霜。几股旋风冲塌不了天，它的浑浊，证明了“崛起”的并不是美。

也有不愿被“崛起”论者代表的青年诗人——我相信这是青年诗人的绝大多数——在“崛起”的旋风面前立定了脚跟，看清了方向，迈开了坚定的步伐，在祖国的大地上，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去寻找美，去发现美。写诗的人“崛起”到半空中，也许大地上的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什么声音都听不清楚，即使发出雷鸣般的呼喊，回声也可能很微弱，因为缺少山谷中一呼百应的条件。写诗的人，眼盯着大地，心贴着大地，那怕并没有超级的天才和特殊的灵感，总会看到人民群众在干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就可能发现真正的美，写出真正美好的诗。这简单的道理，在“崛起”的诗人和诗论家看来，显然是不屑一顾的保守的老生常谈，而对于想永远成为一个立足在祖国大地的诗人，却是不断用自己走过的路来证明这一点的。“嫦娥奔月”只是诗的幻想的产物，而不是“崛起”到月球后写的人生回忆录。一个现实的人，不管“崛起”到什么地方，即使“崛”到别的星球上去，仍然是“星外来客”，老家还是在地上，自己不承认也不行。

徐刚同志也是青年诗人，在我们相识和共同工作以前，就读过他的诗了。他近几年的几部书，差不多每赠到我手中，都是从头到尾读过的。从他谈自己走过的写诗的道路得知，他并不是一下手就“崛起”的天才，而是从多年打赤脚的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迈开第一步，所以他走过的路也像家乡田埂小路一样，又窄又小，弯弯曲曲，两边有水田或池塘，不留心还可能滑下去。正因为难走，所以要特别小心谨慎。小心谨慎可不是谨小慎微，前者是善于观察和认真思索的结晶，后者则是优柔寡断和认识模糊的防空洞。常言道，走路防跌，幻想着一下“崛起”的人，大概很少考虑到“崛起”而后会落到什么地方。徐刚在一阵接一阵的“崛起”喧闹声、中，仍然在大地上走他自己的路，从儿时第一个脚印回忆开始，继之在大山中，在海洋上，在森林里，在田野间，在工矿区，在工艺品作坊……到处寻觅美，观察美，思索美，升华美。他可以把路边看到的一朵小花，再造成两朵花，一朵是诗的花，一朵是谈诗的理论的花。他这本《诗海泛舟》，就属于后者。如果说徐刚早些年的诗，更多的是产生于生活的直接感受，那么，他近来的诗论，可以说是他筛选自己的直接生活感受的真实记录。他的诗和诗论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换句话说，他的诗论，正是他从生活感受到诗之间搭起的一座桥梁。它既记录了作者如何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并进而化为诗，同时也证明了象诗这种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文学样式，也是要渗透鲜明的理性色彩的，是对“非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的排斥和反驳。

在徐刚看来，无论是一座高山，还是一根小草，只要“移情于物”，那就会“万物有情”，情中显美，进而成诗。他寻找美发现美的这个观点，在从事抽象思维的美学家看来，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对于从事形象思维的写诗的人来说，则完全是必具的基本功。“万物有情”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诗人自己必须先有情，有热爱祖国江山之情，有热爱人民之情，有热爱生活之情，有热爱祖国文化传统之情。而对于一个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的人，这一切都是无情物，当然也就不存在美与不美的问题。徐刚善于思考美的问题，思考的面很广，这是他的优点。但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天才”产物，而是他的思考连接着现实，也连接着历史。比如他说一朵野花很美，一棵小草很美，这不正是世世代代的农家孩子积累起来的感情吗？又有哪一个农家孩子会突然宣布，他矇矇眬眬地发现了臭狗屎里潜隐着美丽的花影？稗子的生命力比水稻顽强得多，它能挤垮水稻，水稻却挤垮不了它，必须借助人力或杀草剂。假如有人贬水稻而颂稗子，以为这是发现了生命力，那是会遭到农民的讥笑的。由此可见，幻想、联想和发现，既是自由的，又受到极大的约束。这约束就是人民的是非观。

徐刚的诗和散文，写了不少自己的童年生活，有悲苦和辛酸，也有欢笑和甜蜜。他的诗论，同样调动了大量的童年生活的记忆，甚至夸张地说，每个作家无不写到自己的童年。每个人对自己童年的记忆都包含着天真无邪，因为童年本身就天真无邪，或者说有邪不多，大不了爱调皮捣蛋而已。但是到了已非天真无邪的成年以后，对童年会有大不相同的见解。比如，徐刚从登山的新奇感联想到几时登上土丘当山大王的游戏，无非证明从平地登上高处时的感受，不只是登山时才可能产生的，只要留心，随时都会发现。登上高压线塔，登上高层建筑的脚手架，爬到树上掏鸟窝，也许会产生自豪感，相对于不会攀登不敢攀登的人而言。登上土丘当山大王的游戏，我小时候也玩过，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我还想到，小时候在野外放羊，老羊吃饱了卧下来反刍，小羊羔却不老实，偏要跑到坟头上蹦蹦跳跳，学抵架。要是想证明“人性的复归”，找人与动物的共同性，这倒是一个例子。但是且慢！因为我手中还有一条小鞭，只要一动鞭杆，小羊羔就会乖乖下来，立即分清了人兽的严格界限。我这样说并无深意，登土丘就是登土丘，一旦把这种极单纯的举动变成神话，天真无邪的色彩则剥落殆尽，毫无引人之趣了。翻翻当今写童年的文字，这类神话太多了，有的从呱呱坠地就仿佛发生了震撼宇宙的天才立体声。可信吗？这与过去史家所写的真龙降世时的红光满天，香气四溢，有何区别？花样翻新，仍是半斤五两。再翻翻史书，这类神话就更多了。如果来人当了皇帝，文人们会说，他幼时就能登高慑重，有九五之相；如果当了将军，就说他幼时即有将帅之才；如果做了失败的起义英雄，就说他自幼即“图谋不轨”。如此等等。乡下人打死条蛇，平平常常，而让刘邦一干，便是“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拔剑斩蛇天下扬”了，扯淡。徐刚笔下的童年不是神话，是他成了诗人后对乡土的怀念与颂扬。他是带着一身土的诗人。他幼时如没滚一身土和泥巴，而是突然“崛起”，那便不是现在的徐刚，也不会有他现在的诗和诗论了。

徐刚在编辑工作中广泛地接触了很多喜欢诗和写诗的青年，他的诗论主要是和这些朋友谈心，或者是交心，把自己写诗的甘苦和盘托出：写诗并不神秘，但也不那么容易。古人说，要写好诗，需“行万里路”。那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联想起的形象比喻，对于现代人，也许只要弹指之间就可行万里路。然而，古人说的这句话的真理性并未过时。徐刚在书中也谈到了对这句话的体会。我以为，他这部书的全部意思，似乎就是从这里生发开去的。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那就是说，为了寻找美，发现美，写美的诗，不论万里路还是万万里路，甚至乘宇宙飞船飞到其他星球上，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第一个脚印。这个脚印踏在母亲的胸脯上，踏在故乡的泥土上，踏在祖国的脊梁上，踏在人民的心坎上。忘了第一个脚印，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象离开大地的安泰，至于能不能成诗人，倒是其次又其次的事。

我也曾经写过几首诗，但终未能成为诗人，大概今后也仍然成不了，这证明自己的确无诗才。因此，我写的这些话，可能都是外行话，更算不得序。但徐刚一定要我写几句，我不得不写几句，因为我们在相同的岗位上，都担负着党交给的宣传任务，万分需要的倒是互相共勉；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第一个脚印！

一九八四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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