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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成为惯例。我们知道，无论君主还是共和，都有一个授权问题。君主制讲&ot;君权神授&ot;，共和制讲&ot;治权民授&ot;。召周二相的共同执政，却既无上天的授权，也无民众的授权，甚至没有君主的授权，这就不但不是&ot;共和&ot;，反倒有&ot;僭主&ot;嫌疑了。这是他们最终要交出权力的原因--害怕被视为&ot;乱臣贼子&ot;，天下共讨之！

其实&ot;召周共和&ot;与其说是&ot;共和&ot;，不如说是&ot;共摄&ot;（共同摄政）。它连徒有其名的共和都谈不上，因为并未废除君主。更何况所谓&ot;共和&ot;，远非仅仅就是共同执政。共同执政如果不是经由国民同意、向全社会开放并受宪法制约，那就不是共和，而是寡头政治，只不过由&ot;一人独裁&ot;变成&ot;多人专政&ot;而已。这正是古典共和必然失败，古典共和国最终变为帝国（如罗马）的原因之一。因此，现代共和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即民主与宪政。前者解决授权问题，后者解决限政问题。而这两个要素，也同样为中国政治传统所阙如。

第六章共和之路五民主与宪政

与共和一样，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种古老的理想和传统。就中国历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ot;乡饮酒礼&ot;。所谓&ot;乡饮酒礼&ot;，就是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请国内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ot;社会贤达&ot;举行酒会，在斛筹交错中就军国大事进行政治咨询，实际上是一种&ot;政治协商会议&ot;或&ot;元老会议&ot;。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也有效益。在当时，这些与会的&ot;社会贤达&ot;们大约也是能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后世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礼仪），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具有&ot;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ot;的&ot;城邦民主制政治&ot;（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其实，这同视召周摄政为共和一样，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量。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摄不是共和，乡饮酒礼也只是协商而非民主。民主当然包含协商，但协商却并不即等于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ot;商量事情&ot;，而是要&ot;进行授权&ot;。也就是说，在民主的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人民（或公民、国民）授予，未经授权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这就叫&ot;主权在民&ot;。而且，授权一旦变更，执政者就必须交出权力，这就叫&ot;可以让渡&ot;。&ot;主权在民&ot;和&ot;可以让渡&ot;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换届即是其具体体现。如果主权不在民，或理论上权力不可以让渡，即非民主。

这又是中国没有的传统。不错，中国古代是有所谓&ot;民本&ot;思想，但&ot;民本&ot;（国本在民）并不是&ot;民主&ot;（主权在民）。民主分的是&ot;主仆&ot;（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本分的是&ot;主次&ot;（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况&ot;君轻民贵&ot;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实，事实是&ot;君贵民贱&ot;。君至贵，也叫&ot;至尊&ot;（九五之尊）；民至贱，也叫&ot;糙民&ot;（糙芥之民）；君为主，叫&ot;君主&ot;；臣为仆，叫&ot;臣仆&ot;；君为父，叫&ot;君父&ot;；臣为子，叫&ot;臣子&ot;。请大家看看，这里面哪有什么&ot;主权在民&ot;?明明是&ot;主权在君&ot;。而所谓&ot;民本&ot;，则不过是以&ot;子民&ot;为执政的&ot;本钱&ot;罢了。或者说，是他们的&ot;载舟之水&ot;而已。

显然，君主不是&ot;人民之子&ot;，而是&ot;天之骄子&ot;；官员也不是&ot;人民公仆&ot;，而是&ot;民之父母&ot;。一个有民本思想的&ot;父母官&ot;所能做到的，也只是&ot;为民做主&ot;（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ot;为民做主&ot;与&ot;为人民服务&ot;完全是两个概念。服务者是&ot;公仆&ot;，做主的却是&ot;主宰&ot;。&ot;为民做主&ot;虽较&ot;荼毒百姓&ot;为好，却仍是&ot;主民&ot;，不是&ot;民主&ot;。

中国历史上既没有&ot;主权在民&ot;的观念，也没有&ot;人民授权&ot;的制度（君权神授的仪式倒是有的）。历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执政权，没有一个是人民授予的，而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宫廷政变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夺。巧取者少，豪夺者多，但无一经由民授。当然，一旦获得政权，执政者也会标榜自己的天下得之于民，谓之&ot;得民心者得天下&ot;。似乎他们的政权虽非民授，却也&ot;顺应民心&ot;，甚至是&ot;人心所向&ot;。按照&ot;天意即民意&ot;的原理，这也无妨看作人民的授权，只不过是&ot;心授&ot;（人心授权）罢了。其实，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刘备，据说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尝得天下？也就是九州有其一而已，还是打出来的。又比如清人刚刚人关时，何尝得过民心（其&ot;剃头令&ot;就不得人心）？却也照样得天下。可见&ot;枪杆子里面出政权&ot;才是真理，&ot;得民心者得天下&ot;却值得怀疑（请参看常书远《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至于权力可以让渡，则更是匪夷所思。不但帝国的统治者不同意，民国的统治者也不同意。问题还不在于他们愿意不愿意，更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权力的让渡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国民党大佬陈立夫曾对民主人士沈钧儒说：&ot;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ot;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让渡。你要拿，也得凭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夺！

政权既非经由民授，则治下之民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民权。没有民权，就谈不上宪政。因为宪政并非简单的就是&ot;立宪执政&ot;，更重要的是&ot;全民约法&ot;。主权不在民，国民无民权，又怎么能立法？岂但无权立法，甚至连国民和公民都不是，是&ot;臣民&ot;。臣民就是&ot;臣服之民&ot;，自然是任由予夺。何况江山是统治者打下来的。按照&ot;打江山，坐江山&ot;的逻辑，当然是由统治者（或曰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治理国家，并制定规则。那么，又有谁愿意在胜利后制定一部宪法，来做自己的&ot;紧箍咒&ot;呢？恐怕没有。所以，历代王朝开国之际虽然也都要进行一系列&ot;立法&ot;工作，但那与其说是&ot;立法&ot;，不如说是&ot;制律&ot;。因为那些所谓&ot;法律&ot;都是对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专制帝王们对&ot;依法治国&ot;或&ot;依法行政&ot;没有兴趣，他们更信奉的是&ot;口衔天宪&ot;和&ot;联即国家&ot;。

何况宪政并不只是&ot;宪政&ot;（在宪法框架内行政），更重要的还是&ot;限政&ot;（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其证明，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ot;不得立法&ot;条款--&ot;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ot;。这个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糙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于是，不但被人民授权的权力机关（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权的民意机关（国会）也要受到限制。这里体现的，便正是宪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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