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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者的态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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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者的态度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

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管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份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得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

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所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做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做人，皆极其称赞他。

有一天，朋友××问他：“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用了钱，得记下个账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做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谁知老景却说：“××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随便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

那大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须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意思还想强词夺理地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实，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强地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做事不取巧，不偷懒，做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做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个四季豆，一个……告给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他自己以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吋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做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做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做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装模作样地做下去，但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庄严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口，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做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做，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做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做”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做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须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像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绝不会有如何出奇炫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轻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性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模范的态度。他应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做过了许多菜，他自己就从不觉得他是个怪人，且真担心被人当他是个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稀奇。既以为稀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轻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须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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